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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入时代的深处
——2015年《牡丹》杂志原发小说述评
吕东亮
吕东亮,1980年生,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副教授.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现执教于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文学院院长助理.系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信阳市作协副主席,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在《文学评论》、《文艺报》、《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三十余篇.
2015年,《牡丹》杂志坚守文学性,刊发了一批质地精良、艺术考究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自觉表达了对社会命题的承担、对复杂人性的探询,而且展现出了可贵的潜入时代深处的取向.
2015年《牡丹》上的小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底层经验的呈现.赵峙的《二海》（第4期）深得短篇小说写作的精髓,情节是单纯的,文字洗练、节制,在不动声色中传达出生存的冷峻感.小说描写了生活的一个横截面,一个窘迫的家庭对于陷于重病中的父亲只能放弃治疗,即令如此,有限利益的考量使得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丧失殆尽.那条表征残存的家庭温情的狗的无辜被勒死,则显现出生活的逼迫感；父亲的喝农药而死,则是对生活的无限绝望.作者控制叙述的能力很强,叙述展开的过程也是氛围营造的过程,因而小说对惨淡现实的呈现具有浸入骨髓的力量.因为赡养老人或分割财产等事项而起的兄弟纷争以及衍生的夫妻失和,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不算新鲜,但我们的关注往往停留于事件表面,事件深处的生存感受和人性体验则未曾经心,好在有小说的存在,让我们可以及时反顾自己的内心.赵胡子的《白日》（第8期）则展现出生活的绝境和人性的绝境.家园的破败和人性的沦丧交互叠加,传达出一种悲愤沉闷之感.小说所描写的底层人群内部之间的相互挤压让人触目惊心,这些微末的生存个体被缠绕在之网里,找不到上升的通道和应有的生存空间.小说的审丑意识是明显的.可能是为了表现苦难的深切和广博,小说有意设置了陈四义和姚万埔两条人物线索,末尾也写了他们在县城被压榨至死的境遇,这样写当然增进了小说的丰富性,但似乎有些用力过猛,给人以堆砌苦难之感.尤其是结尾的叙述,对于小说的意蕴和艺术性而言,都是蛇足.农村是破败凋敝的,城市也在拨乱着人们的神经,小说已经用侧笔呈现了城市对乡村的侵袭,既包括经济上的压迫,也包括道德上的瓦解,因而后面再写无奈离弃乡土的老人直接被城市盘剥的事情,和小说的整体氛围是不和谐的.如果一定要写,还是应该用侧笔；一定要正面叙述,那就需要更大的篇幅和更合理的结构.赵公林的《一个人的死亡》（第3期）有着鲁迅小说的气味,主要人物牛叔身上有阿Q和孔乙己的影子,次要人物也像是从鲁迅小说中走出来的.牛叔是乡村的知识者,追逐爱情的冒险遭遇惨败之后,生命陷入萎顿,进而成为一个存在和死亡都被漠视的“多余人”.牛叔的沉沦有很多原因,政治氛围的严厉、生活状况的不佳、人格尊严的丧失都是原因,但自身生命力的丧失则是关键.因而,作者的笔墨也是如同鲁迅一般,既有对庸众所组成的“无物之阵”的憎恨,又有对牛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小说的叙述告诉我们,鲁迅所呈现的生存境遇,并未完全消失,鲁迅的关怀在今天依然是有价值的；而从经典小说中吸取养分,也依然是有效地改善小说写作的途径.九九的《我的牛》（第3期）则写了人生的失败者赵老三最后的挣扎.赵老三因牛得福,又因牛遭祸,祸福之间,是世态的转换和人情的变换.在世事急剧变化中无措的老实人只有被愚弄、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因而赵老三的抗争越来越无望,最后声名狼藉地死去.小说对卑微之人生存面相的描述是到位的,这些被压迫、被剥削者,不仅没有生命的欢欣而言,连内在的道德感也被无情剥夺了.小说对食利者的透视是深刻的,批判也是有力的,小说结尾关于“这是噩梦的开始还是结束呢”的追问则有深意存焉.小说设计了牛这一意象,以之为主题标识和叙事关纽,应该说是独具匠心的.然而,在小说的叙述中,为了使牛成为书写的中心,情节显得过于戏剧化了,尤其是一些细节的营构经不起深入推敲.作者是有较强的叙述能力的,也有着较大的写作抱负.体现在小说中,就是小说的兴奋点或聚焦点特别多,这些兴奋点就像“乱发芽的种子一样”,有时会干扰小说气息的凝聚.写小说如舞花,舞得多姿多彩不难,要想舞得密不透风,就不容易了.汪文忠的《马栗的江湖》（第11期）则写了发生在小人物马栗身上的悲喜剧,马栗是一个在底层也找不到生活感觉的人,他的卑微理想突然因为自己身世的被揭开而面临着华丽绽放的机会,但随即因为变故的产生而成为一场幻梦.“马栗又重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街头”,小人物的梦想是奢侈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不可思议之梦则显现了社会的畸形和荒诞.在一些小说家的叙述中,底层是充满道德感的,是温情的相互扶助的所在.“马栗的江湖”则告诉我们,底层更无正义和公道可言,是冷冰冰的藏污纳垢的存在.
《牡丹》刊发的小说,对表现广漠人群的生存状态有着自觉的意识.李坤的《意义病人》（第6期）是一篇充满浓郁的存在主义况味的小说.小说所描述的破碎的荒诞的庸常生活片段都投射着主人公的虚无感,小说中引录的尼采、鲁迅、莱蒙托夫等悲情启蒙者的诗文与主人公的自述构成了一种互文性,支撑并巩固了主人公孤绝阴暗得令人窒息的情绪.小说的悲凉氛围令人想起五四时期的小说,主人公仿佛是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或是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小说的实验性是明显的,想象、回忆、写实、幻梦、申说、引证构成了杂语体的小说面目.文清丽的《镜中人》（第1期）和杨逍的《爱情补丁》（第1期）则以质实的叙述诠释了现实的百无聊赖和荒诞不经.《镜中人》的女主人公想帮助昔日的恋人,更想借助一次会面来重温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无奈岁月这把无情刻刀却把记忆中谈吐不凡的恋人雕刻成一个庸俗狭促的男人,让女主人公生出“相见不如怀念”之感.的确,对别人的期许其实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镜像,是心造的幻影,失落只是自己内心无法安顿的反应,与他者无涉.这种存在感相信并非女主人公以及创造女主人公的作者所独有.《爱情补丁》则以第一人称宣泄了中年人的浮躁、沮丧、病态以及对人世无法理解所产生的懊恼,躁动之中的戏剧化的遭遇则增添了主人公对人世的恍惚迷离之感.两篇小说所传达的存在感相信并非小说主人公以及创造主人公的作者所独有.王凤国的《红尘苦》（第2期）直接写了存在之苦,这苦的指向是多方面的,故乡的丧失、丈夫的背叛以及生活的窘迫都像蚂蚁噬骨一样,折磨着主人公肖红的内心.肖红所寄托心灵的佛以及净明师父对实在界的介入依然是无力而虚妄的.小说最后把灵魂的安顿交给了对佛的参悟和皈依,但这一结尾多少是有些仓促的,作者在此把很多事情的了断全部付诸于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是很成问题的.这一借助宗教而实施的“美学脱身术”,反映了作者的无奈或者说叙述的困境,也显现了存在的不可追问.焦琦策的《阳台上的数数者》（第12期）的叙述视角很明显是独特的,叙述人通过一个爱数数的人注视了存在的细微之处,这些被忽视的琐屑的存在属于微茫的生命,也会在不经意间刺入人们的内心,引起疼痛或警醒.小说的叙述是别致的,但可能是作者太过于偏爱自己的“爱数数”的叙述视角了,情节的推进有明显的陡转的意味,后面的弥补性叙述也有些牵强,小说的整体气质也受到了损害.崔立的《一片苍茫》（第9期）以一组微型小说写出了存在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其中有暖色也有寒意,作者的悲悯之心是明显的.小说还可以开掘得更深,存在的苍茫之感也可以表现得更好.
在呈现存在这一写作向度上,更为可喜的是,一些作者把目光进挣扎着、煎熬着的灵魂中去,展现了人性的边缘情境.桂琼丽的《病根》（第1期）讲述了主妇吕凌的悲愤与哀苦：丈夫因为和初恋情人重续前缘而遭到恫吓进而神经失常.吕凌要照顾生病的丈夫,只能隐忍自己的委屈,因为发泄出来便有刺激丈夫使之犯病的可能,又要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吕凌的苦楚在于无人抚慰,辛苦劳作的意义得不到有效的确认.她可以抛开负心的丈夫吗？处于挣扎中的吕凌最终选择了坚守与承担.小说的最后写了吕凌与关爱她的张枝宝之间的温存以及冷静后的中止,这是一个真切的场景,其中的起伏正是吕凌内心百感交集的写照.小说是“贴着人物写”的,作者对她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姐妹般的温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人性的幽微正是在“懂得”的叙述中得以浮现.莫为的《满足》（第11期）写的是女人内心的冲突,“她”不甘心于“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想要向一个富豪出卖身体来获得买房的资金,但她毕竟不是毅然决然的女性,追求的也不是纯粹的物欲的满足.这就决定了这满足不是易得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内心的明达.小说十分讲究叙事的节奏,情节的推进不是一往无前的,而是采取愈挫愈奋的方式,这是很吊人胃口的叙述方式.在一次次顿挫中,女主人公“她”出卖自己的越轨行为一次次被延宕,“她”内心的躁动和委曲也被描写得纤毫毕现：对老公的抱怨中有对老公体贴的感念,被毛老头邀请时的犹豫和被毛老头忽略时的失落交织着,对好友陈莉的愧疚中包含着与之竞争的意识.作者真是写尽女人心思,更为可贵的是,她让这个女人在临近深渊时止步了.一念之间,甚至分不清是天意还是人愿,女人的尊严得以保全.小说的结尾明快简洁,令人欣慰,宛如云开雾散、清风拂面.李庆伟的《春秀的信仰》（第7期）尽管所讲述的故事有些老套,叙事的推进也有些粗疏,但对于人物在诱惑面前的心理波动的描述是极为真切的.尤其是道德感极强的顾秋明也在房价的压力下倾向于放弃尊严,劝说妹妹春秀屈辱地嫁给一个良心败坏的人.除了自己的良心,春秀其实没有什么确定的信仰,在苦难生活的煎熬中,她也有过徘徊.但她最终守住了良知的底线,这是多么艰难的抉择.小说在艰难情境中涂抹的几分亮色放出了异彩,让人无限欣慰.老海的《病》（第9期）写了人到中年的心理承受以及蠢蠢欲动的心思,这也是一种挣扎,挣扎中有着对世事人生的参悟,因而小说中也时时有自我劝慰的声响.小说的叙述有些支离,引入的长篇书信虽然掩饰了结构的松散,但也暴露了小说创作时艺术准备的不足.
另外一些小说,或致力于打捞历史深处的人性传奇,或具有浓郁的抒情风味,都表现不俗,艺术质量亦属上乘.董陆明的《东风吹》（第5期）写的是轶事,老地主为了保存香火的奋不顾身、儿童的懵懂冲动、村人各自的心思、干部队伍的分化等等,都描述得较为到位.小说采用儿童作为叙述人,也以孩童的视角复现那个年代的氛围.孩童视角的设置很重要,一方面有效地摆脱了情绪化和主观性,最大程度地呈现了乡村生活的本真样态,避免了那种意念先行、主题集中的概念化、简单化的书写；另一方面透过小说的叙述,我们也可以发现非常态的乡村政治对于儿童心性的伤害,这种发现当然属于小说文本之外的,也透露出作者压在纸背的关怀.我们从小说“浮世绘”式的描述中会感受到,孩子眼中的乡村生活是快乐的,有一些自由的欢乐精神,也满足了孩子的战斗欲；我们也会发现,这种生活中包含了冲击对那个时代概念化认识的分散性因素,这样的生活可能更切合历史的实际.作者的时代认识力是较强的,书写是灵巧的,写出了生活的玄妙,写出了人性的幽深.令人稍感美中不足的是,作家驾驭叙事的能力表现得过强,叙述笔法在娴熟之余显得有些外露,似乎有炫技之嫌.在我看来,小说的叙述语态如果再平静一些,可能会更适宜故事本身的气味.叶雪松的《我妹青梨》（第2期）的情节千回百转、足够酷烈,叙事容量也较大,有些近似一个电视剧的脚本.作为小说,作者让几个人物,分别站出来申说自我,展现了现实的多重可能以及相应的想象的交错,很有“复调小说”的意味.但也许是受制于电视剧叙事模式的影响,小说的趣味似乎过于大众化了,男男女女、东北风情、家国民族、血泪恩怨等元素融化在小说中,热闹非凡,却也让人难以低回深思.王春华的《最后一个舞龙人》（第7期）和黄宁兰的《八奶奶的葬礼》（第10期）讲的都是“最后一个”的故事,具有浓郁的挽歌气息.前者写了“最后一个舞龙人”的寂寞和憋屈,后者写了最后一个葬礼也即最后一个村人逝去后人们的失落和伤感.两篇小说中的情绪是具有同构性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丧失越来越迅速,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心理是复杂的,既无法对抗城市文明,又难以忍受乡土的瓦解.两篇小说充满愁绪的叙述使我们意识到,乡土不仅是一个个居住的地理空间,还是维系我们尊严、情感、趣味的所在,是从中吸取生命滋养的处所.王宏哲的《嫁姑》（第8期）、桑杰才让的《牦牛》（第10期）和张远伦的《第二十三步向右转》（第7期）都内在地使用了回忆的叙述语态,因而有些散文化,抒彩是明显的.《嫁姑》的叙写洋溢着生活的温情,人性之美也表现得自然深切,小说的文笔是朴素的、内秀的,和所书写的生活情态融洽无间.《牦牛》写了草原上的男女爱情的真率、宽厚和博大,叙述稍显直露了些；《第二十三步向右转》则写了生命中的一段隐痛,一个小小的疏失导致了难以承受的变故,那个把酒消愁、感慨往事的哥哥形象让人长久难忘、感慨不已.小说的缺失也是明显的,前面的铺叙太多太缓慢,后面的叙述则显得较为突然和急迫,影响了小说的均衡感,这也是散文化小说常常出现的病症.
《牡丹》杂志对短篇小说是热情推重的,这种推重有效地提升了杂志的文学品质,也有效地促进了短篇小说写作的精良化.李敬泽先生曾说,短篇小说“是一只昆虫,在极小的尺度内精密、完美而丰富地生活”,他倡导文坛应该向短篇小说致敬.《牡丹》2015年刊发的短篇小说,也有明显的趋向“精密”、“完美”、“丰富”之势,因而也有让我们对之表示敬意或勉励的理由.
责任编辑 婧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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