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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援助视野下失独家庭的帮扶模式探究以天津市和平区暖心家园项目为例
摘 要：未来五十年,不断增多的“失独家庭”很容易招致巨大的社会风险.当前政府以及社会工作者很容易误将物质需求视为“失独家庭”的核心需求,导致“失独家庭”心理层面的困境并未得到其自身和帮扶组织的充分认识.联动政府、社区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探索出能切实满足“失独家庭”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的接力式专业化心理服务路径.在项目构思阶段,深入群众,抓准问题,做好蓄力精发的工作准备.在项目设计阶段,遵循滚石上山、接力帮扶的工作理念.在实施帮扶阶段,激发众人拾柴、拟合进步的团队精神.在项目运行过程中,融入总结反思、理性提升的工作意识.
关键词：失独家庭；心理援助；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8)05-0061-08
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特别是对于因丧子／女的特殊经历而有着极大的精神和心理创伤的“失独家庭”,更要将凸显精神引领作用的“救心”服务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头戏[2].然而,目前我国的心理健康服务尚处于半专业化、初级发展的状态,远远落后于人民的心理需要[9].在这样的前提下,摸索出一套成熟化、可践行、能推广的专业化心理帮扶模式既是深刻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表现,也是解决“失独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直接手段,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本文以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加强“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纲,着力探索推动“失独家庭”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引导“失独家庭”走出阴霾、重获生活信心、自觉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工作路径.
一、大规模“失独家庭”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风险
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生育高峰时期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促进家庭幸福和谐、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该政策也因社会风险的日益加剧,于无形中催化了“失独家庭”产生[4].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将有1000万个“失独家庭”[5].如果大规模、群体性的“失独家庭”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他们将选择以信访的形式维护自身权益[6].虽然不同的群体或个体都可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信访行为,但“失独家庭”因丧子的哀伤体验极易产生情感共鸣,所以他们的信访往往会因高度一致的利益诉求而不断升温,疏导不好就会影响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与维护[7][8].如果说其他困难群体的信访形式表现为个案类、松散式和短期型,“失独家庭”则更容易形成大规模、稳定式、长期型的集体信访格局.如果“失独家庭”群体信访失败,其内心积聚的哀伤、愤懑等情绪会即刻爆发,在“暗示和相互感染”的作用下迅速地在群体内部传播、扩散,侵蚀成员理智,致使集体做出过激的情感宣泄行为[9],催生社会风险.此外,微博、微信等网络自媒体的崛起为“失独家庭”集体化的情感宣泄行为辐射到社会各个层面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传播窗口.媒介经过重复的叙事使原本属于“失独家庭”私有领域的丧子／女之苦感被过度地聚拢、整理、修剪、包装[10],深化了社会对“失独家庭”苦难化形象的感知,使社会舆论由理性走向感性.这在少子老龄化趋势凸显、“银潮”即将到来、人口发展代际失衡问题加剧的背景下,极易引起那些仅由独生子女养老的结构小型化家庭的苦感共振,造成恐慌情绪在群体间泛化,严重影响社区、工作单位、医疗及社会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大隐患,加剧社会风险.
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解决好“失独家庭”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是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尽管国家各有关部门针对“失独家庭”等计生特殊困难群体颁布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从生育、生活、精神、医疗、养老等方面提出了帮扶要求,各级政府也大幅提升了对“失独家庭”的关注度与帮扶力度,但徐晓军等调查发现一些“失独家庭”与政府的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有激化的趋势[8].通过与“失独家庭”访谈可知,其原因在于多年来政府部门只集中于物质帮扶,着眼于解决“失独家庭”时提出的经济、医疗、养老等表层需求,而忽略了“失独家庭”上述困境诉求背后的心理需要.经济、医疗、养老等确实是困扰“失独家庭”的现实问题,却不是导致“失独家庭”非理智行为的关键.丧子所致“失独家庭”特有的心理创伤,才是引发其愤怒、仇恨、绝望、自杀等负性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直接导火索,也是他们潜意识里想表达而未能表达出来的诉求.虽然近年来,政府已开始意识到解决“失独家庭”心理问题的重要性,将精神慰藉单独列为帮扶条目,倡导以培训专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工作者、购买社会组织等多种途径,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悲伤抚慰、家庭关系调适等心理健康服务[11].但是,政府部门心理职能缺失,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组织也尚处起步阶段,致使顶层政策条文在被落实为基层具体行动的过程中阻力重重,并未获得显著成效.
让政府部门困惑的“失独家庭”帮扶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截至2017年7月,在CNKI中输入“失独”这一主题词,检索到期刊类相关文献871篇.课题组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文献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政治、人口与计划生育及社会学视角研究“失独家庭”,心理学视角的研究仅占3.10%.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失独家庭”问题的成因分析,还是对其困境的解决路径探讨,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只是停留在政策修订等宏观角度.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失独家庭”存在尚未解决的社会心理问题,势必会阻碍他们对政府帮扶的接纳程度,即使政策类研究再好,也不容易在现实中落地.相反,如果“失独家庭”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帮扶,即使他们依然面临经济、养老、医疗等物质和生理层面的困境,也会因其心理创伤得以抚慰而激发潜能,积极利用周围资源,解决问题、改善现状、控制生活,表现出顽强的抗逆力[12][13].所以,关注“失独家庭”心理层面的问题才是提升“失独家庭”满意度、降低社会风险的关键.
二、基于ERG理论探寻“失独家庭”帮扶工作的发力点
基于上述理念,天津市以和平区政府为试点,构筑了“失独家庭”帮扶的“暖心家园”项目.该项目在财政“失独不失信心,重建幸福生活”的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由卫计委与倚天安华公益组织合作,帮助“失独家庭”构建立体化的心理疏导与帮扶机制.在“暖心家园”项目开展之初,为了解“失独家庭”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探究社会工作者对“失独家庭”需求的认知与“失独家庭”对自身需求的认知是否存在偏差,课题组对参与此次“暖心家园”项目的社会工作者和“失独家庭”的每位“家人”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共发放“失独家庭”问卷474份、社会工作者问卷120份.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分别为360份（有效率75. 95%）和88份（有效率83. 02%）.其中,“失独家庭”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63. 20&plun;6.58岁,社会工作者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为37. 88&plun;9.69岁.
调查结果表明,在“失独家庭”自述的生活困境中,存在“经济困难”与“健康问题”的仅各占14. 2%和22. 2%,而存在“时常陷入消极情绪”类心理问题的高达49. 4%（其中51.2%的人不知如何调整负性情绪）.可见．心理问题是“失独家庭”面临的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但是,通过对两种问卷的联立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失独家庭”的问卷中,还是在社会工作者的问卷中,对心理类服务的需要均落后于物质类需求.这一结果充分说明,普遍存在“失独家庭”的心理困境并没有得到“失独家庭”自身以及即将对他们开展帮扶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的重视.情绪辅导(6.3%)在“失独家庭”的自我报告中仅排第五,落后于家政服务(25.5%)、老年公寓及养老信息提供(12.8%)和维修家电(11．O%)；在社会工作者的报告中,心理辅导(11.2%)虽提升至与家政服务(11.2%)同等重要的位置,但仍次于健康管理(14.8%).如果政府和社会工作者以“失独家庭”反映最集中的诉求作为开展帮扶工作的抓手,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只是简单地按照问卷中反映出的“先物质、再心理”的帮扶需求顺序开展帮扶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反而可能无法真正地帮到“失独家庭”.原因在于,虽然物质需求是“失独家庭”提出的帮扶要求,政府、社会工作者遵循这一帮扶策略乍看起来也是在想“失独家庭”之所想,急“失独家庭”之所急,“先物质,再心理”的帮扶顺序在理论上也和马斯洛( Maslow)从低级的物质需求向高级的精神需求逐级攀升的需求层次理论相吻合[14l[15],但是,“暖心家园”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要想让帮扶工作最大化地改善“失独家庭”困境,快、准、稳地解决“失独家庭”的诉求,增强“失独家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其前提必须是确保“失独家庭”具有能够精准认知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能准确地转述为帮扶需求的能力.
“暖心家园”课题组在深度分析问卷数据后深切体会到,大部分“失独家庭”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他们在问卷题项中描述出来的存在于他们自身的心理问题,并没能列入他们向政府和社会工作者提出的服务需求之列.究其原因是“失独家庭”对心理援助的内涵和意义尚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认知中还难以将自身的心理问题上升到服务需求的层次.因此,在判断自身的切实需求时往往因脱离问题本源而有失精准,存在误导帮扶方向的风险.再加上,“失独家庭”在与“失独家庭”组织中的“同命人”重构集体式人际关系后,往往会以思想与感情一致的集体心理取代丧子／女前的自觉个性[16](p.3)因此其思想情感极易受其他成员的影响.已有文献与本研究的结果均表明,大部分“失独家庭”的经济状况尚不成问题[17],但在“同命人”集体心理的支配下,也会随真正有该类困难的少数“失独家庭”一同[7].这就使原本属于个体层面的物质困境逐渐上升到了集体层面,而真正属于集体层面的心理需求又被阻抑在潜意识中难以被准确地向政府、社会表述出来.因此,政府以及社会工作者很容易误将物质需求视为“失独家庭”的核心需求,从而选择以物质帮扶作为主要施力方向.
上述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府的物质帮扶力度不断提升而“失独家庭”的频率不减反增.克雷顿·奥尔德弗(Clayton Alderfer)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的ERG（生存相互关系 成长需要）理论给出了更适合帮扶“失独家庭”的理论指导原则,即需求层次并没有固定的满足顺序,在“失独家庭”的心理问题较经济、健康等问题都更为严重的情况下,理应将心理需求的满足提前,若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由低到高的解决顺序会使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因未得到满足而“受挫”,转而对较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越发膨胀[18l[19].其结果会导致以物质资金为主的扶助模式中,政府及社会工作者等越是朝着令“失独家庭”满意的方向努力,就越容易激活“失独家庭”的“需求满足”,使“失独家庭”在短暂地物质满足后,强烈地、无休止地向政府提出更多的物质资金需求.这样的帮扶显然无法达到“治标先治本”的目标[14l[18].换言之,在心理问题重于物质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如果政府和社会工作者选择的是优先满足“失独家庭”的物质需求策略,就会激活“失独家庭”如ERG理论中所述的“需求受挫”与“需求满足”状态,使政府与“失独家庭”陷入“物质帮扶物质需求加剧”的无限循环,既增加了政府的帮扶负担,又加重了“失独家庭”对物质等福利资源的依赖,导致“失独家庭”的帮扶工作无法取得实效.因此,在解决“失独家庭”心理问题与物质问题时,不应刻板地遵循马斯洛需求层次顺序,而应借鉴ERG理论,将心理问题提前至与物质问题并行甚至领先解决的位置,只有解决好“失独家庭”的心理问题,才能拉近其与政府的心理距离,进而愿意从自身最根本的问题出发并提出合理诉求,从而使双方走出“诉求回应维权加剧”的沼泽[20].
三、以CDIO理论为框架构建“失独家庭”心理援助路径
对“失独家庭”的帮扶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上下左右“一盘棋”的联动意识.不仅需要卫计委、财政局、民政局、人力社保局等政府部门齐抓共管、协调配合,还需要借助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从心理学的视角逐步完善帮扶策略,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统筹解决“失独家庭”所面临的实际生活困难.天津市和平区在运行“暖心家园”项目时,深切体会到一套成熟化、可践行、能推广的适用于“失独家庭”的心理服务模式从构思、设计、实施到运行,不是简单地由顶层的专家、领导在玻璃大厦中头脑风暴来的,而是基层帮扶人员以被“失独家庭”认可的“家人”身份,融入“失独家庭”的日常生活,真正地感“失独家庭”之所感、想“失独家庭”之所想、急“失独家庭”之所急,用真情实意的情感交流、语言沟通、微信关注等温情服务,一步一个脚印换来的,这其中凝聚了帮扶人员与“失独家庭”双方的智慧与心血.现将该条联动政府、社区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探索出的能切实满足“失独家庭”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的接力式专业化心理服务路径,以CDIO（构思 设计 实施 运行”）理论为框架进行如下的提炼.
（一）构思：深入群众,蓄力精发
“失独家庭”面临的问题向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种形式的交织重叠.当经济、医疗、养老、心理等问题一股脑儿地积压在“失独家庭”身上时,究竟谁才是引发系列问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帮扶人员需要做出精准的判别,这将关乎帮扶方向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因此,在帮扶工作展开前期,帮扶人员必须拿出不怕吃苦、不怕碰壁、真心实意的态度,以问卷加访谈的形式,挨家挨户地深入“失独家庭”,精准把握其实际状况.重点包括如何看待失独遭遇、如何诠释自己的生命与人生、如何应对失独后家庭变故、如何融入社会生活等,进而对“失独家庭”现有的社会资源及待挖掘的自身潜能做出准确判读.边走访,边思考：“失独家庭”接受帮扶后能够改变的是什么？不能够改变的又是什么？由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可知,丧子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但认知方式、消极情绪是可以改变的,乐观的技能也是可以掌握的.因此,应选取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理念的心理技术作为开展帮扶工作的切入口,相信“失独家庭”可以借助潜能驱动的力量,辩证地面对丧失导向（死亡）和复原导向（生命）的动态平衡过程,面向新的角色、构建新的关系、着手新的事务,修复创伤体验.
在后续“失独家庭”帮扶工作全面铺开的过程中,帮扶人员也要持续性地深入“失独家庭”,在各个活动中观察每个“失独家庭”的表现,时时培养和评估他们传递正能量的心愿、自我修复的能力等,着重考察成长较快、乐于帮扶同命人的个体,不断挖掘出潜藏在“失独家庭”中的不竭力量,以将顺利完成“受助 自助 互助 助人”转变并且有意愿帮助他人的“失独家庭”组织起来,使其成为帮扶工作的潜在资源与特色力量.先让他们成为“倾听”的助理,再让其逐步参与帮扶其他“失独家庭”重燃生活希望、再次融入社会的工作.虽然他们没有经历过专业培训,也没有社会工作的经验,但因为丧失唯一子／女的切身之痛往往使其能够站在同命人的视角,与尚未走出困境的“失独家庭”将心比心,所说的劝慰话语更易被接受,将他们纳入帮扶“失独家庭”的队伍,既有效扩充帮扶人员的规模,又节省了探索“失独家庭”精准帮扶模式的人力、时间和资金等.
（二）设计：滚石上山,接力帮扶
秉持积极心理学理念,依据认知心理学观点,借鉴切实可行的行为矫正方法,以具有心理意义的各种活动为载体,制定“三年四阶段,每阶段五部曲”的递进式帮扶方案,即三年内分别以“放飞心灵五部曲”“重建信心五部曲”“拥抱未来五部曲”为活动主题,通过引导自我封闭的“失独家庭”走出家门、走入社区、参与社会,在室外活动中感受自然、在室内活动中内省自我,以活动带动身体、以身体带动思维,使“心理损伤”渐进地发生积极改变,完成“受助 自助互助助人”四个阶段的递进式心理转化,重塑幸福生活.其中,“放飞心灵五部曲”是帮扶工作的起点,施力于“失独家庭”彼此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分别针对“相识是缘”“倾听倾诉”“开放信任”“互助协作”“感恩分享”五个主题,促使“失独家庭”走出封闭的世界、与其他同命家庭初步相识、彼此交流过往的经历、接纳而不回避失独的现状,逐渐收获新的社会关系；“重建信心五部曲”是帮扶工作的重心,针对“失独家庭”情绪起伏不定、循环往复的特点,帮扶工作不能急躁,要时常强化“失独家庭”已经取得的良好成效,使之成为习惯,虽然重走了放飞心灵五部曲中的五个主题,但促使“失独家庭”由“简单相知、碰触伤痛、接纳自我、彼此温暖”转变为“亲密挚友、直面伤口、发现资源、共创美好”等更为积极的状态；“拥抱未来五部曲”是帮扶工作的升华,它以“寻求生命意义、实现自我价值、重塑美好生活”为核心思想,通过“幸福不是梦”“积极探索”“传递温暖”“共创新生活”“感恩分享”五个主题,全面完成“失独家庭”互助的初级目标,尽可能使大部分人提前实现助人的美好愿景.
同时,为提高心理援助的信息化、智能化,创建微信群作为“失独家庭”宣泄情绪、表达情感的平台,以及政府及时了解“失独家庭”情绪变化、危机事件的窗口.以“情绪宣泄、预测心念、顺势而为、化解危机”的工作理念,将新媒体变为“失独家庭”疏导负性情绪、传输社会正能量的一个有力阵地.以街道为单位建立“失独家庭”微信群,让区卫计委工作人员、街道分管领导及科长、社区计生专干及相关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志愿者老师、街道内的“失独家庭”参与进来,各街道根据自己的特色进行互动并开展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100天正能量朗诵”“成语接龙”“诗歌朗诵”等,充分鼓励“失独家庭”发挥诗歌创作、文章撰写、摄影录像等特长,在丰富的夕阳生活中陶冶情操,改变对自身苦难化、特殊化的形象认知,充分感受新形势下党和政府的新境界、新变化、新作为,享受改善民生的“大红包”.
（三）实施：众人拾柴,拟合进步
“失独家庭”的心理援助不是任意一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或社区内部的单打独斗,而是三方拧成一股绳的互联互动.建议充分发挥好社区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主阵地作用,搭建心理服务平台,以项目做引,聚合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的力量,协作完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注重从源头治理“失独家庭”的认知扭曲、社群疏离、怨愤政府等心理问题,力争将可能由此而派生出的系列并发症化解在萌芽状态.首先,以卫计委为牵头单位,市、区级人民政府通过设立“失独家庭”心理服务平台,打通各个联动部门之间的信息数据库,打破信息壁垒,形成“大帮扶”的宏观格局,展开长期性而非“节日性”的心理帮扶活动.其中,卫计委作为牵头部门,做好“主轴”,民政局、财政局、人力社保局等部门虽是“从轴”,却是“失独家庭”帮扶工作中的“润滑剂”或“催化剂”,他们的职能确保了对“失独家庭”问题对症下药、定点覆盖.其次,以“失独家庭”切实的困难需求为依据,借助市、区级心理服务平台,以项目导向的方式,向孵化成功的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以补齐心理服务体系专业性上的短板.最后,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彼此尊重,各尽所能,拟合工作.政府作为权威部门,要利用公信力强的优势,做好社会组织的担保人,让“失独家庭”用得放心；社区工作者则要为社会组织进驻社区保驾护航,积极动员“失独家庭”参与活动、接受帮扶；社会组织要在政府与“失独家庭”的对话中充分发挥“心理翻译”的作用,保证二者达成共识、相互理解.以帮扶项目为依托,打造心理服务平台的做法,可以较好地实现“失独家庭”的困难在哪里政策指导就到哪里民政工作的臂力就延伸到哪里的目标,提升心理服务效果并获得持续发展.
另外,由于心理帮扶的魅力在于源头治理、深层修复、循序渐进.因此,无论是心理服务平台的搭建,还是心理帮扶项目的引入,都需要系统规划、常年贯穿、全面渗透,这对民生流向的财政投入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克强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民生之本,国之要事,即使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也要继续增加民生投入,引导资金更多投向补短板、惠民生的领域,坚决兜住基本民生的底线,增进民生福祉.在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高度并强调指出,要持续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让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增强人民获得感.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举过头顶,毫不吝啬在构筑民生领域“大救助、大福利、大治理、大双拥、大服务”格局中的财政输出,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各族困难群众家中,不让一个困难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而“失独家庭”作为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特殊困难群体,更是民生保障的重点,需念之再三、铭之肺腑.鉴于其规模日渐庞大、年龄渐增、各方面的需求还会有所增加的事实,建议各级政府以人均活动经费的方式进行持续拨款,以形成稳定的财政投入,变暂时地解决“失独家庭”经济困扰的“输血式”帮扶,为在政府搭建的整体帮扶框架下长期稳定地满足心理需要的“造血式”帮扶,彻底使“失独家庭”不再因“失独”而失落,更不再因为“失独”而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运行：总结反思,理性提升
实践表明,上述心理帮扶模式的实施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帮助“失独家庭”走出哀伤自闭的精神黑屋,重构社会关系网络,感受获得与幸福,自发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为新时代添砖加瓦,为新征程给力鼓劲,与普通群众一起奔向美好生活.二是消除了“失独家庭”先前普遍存在的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欠了”他们的心理偏见,减少了对政府的愤怒感与不信任感,修复了双方关系的裂痕.“失独家庭”在接受心理帮扶的过程中,通过与政府人员的频繁接触,深切体会到了各级领导情系人民、主动下访、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及党为民谋利、为民解忧、不让任何困难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的决心,充分汲取了党和政府传递的温暖,逐渐有意识地去理解、接近并积极地参与到党和政府开展的各项工作中,自愿与党和政府一起努力重新建构起“家人”关系,成为始终拥护中国的坚定力量.三是激发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使其由抱着政策条文呆板执行命令的“铁面人”变为从心理层面与“失独家庭”积极共情的“暖心人”.这些成效也充分体现出社区工作以专业的动力为核心、以不断反思提升为特色的职业特点.
在富有情境韵味的日常工作场所中,社会工作者可以收集、整理具体实务中的零碎工作经验,对其进行反思与提炼.一系列的认知加工过程形成了社区工作自有的学习模式：自下而上、自主创生富有实践意蕴的理论成果.例如,为使社区工作者在帮助“失独家庭”的同时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专业性,和平区“暖心家园”项目特意引入了专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专家、教授,成立专业小组,在严格审查社区工作者制定的帮扶方案的同时,对社区工作者每次心理援助活动中的具体帮扶行为进行实时督导和及时点评,促使参与帮扶工作的社区工作者们能够逐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断地斟酌自己在每次帮扶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帮扶技巧和工作策略,审慎地凝练精髓,逐步地系统化,最终上升为适合社区帮扶工作的极具特色的本土化理论.
结 语
1982年起推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句点,但其后遗症——“少子老龄化”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21].其中,“失独家庭”虽然只是“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一个小群体,却既与一般家庭有同样的经济、医疗、养老等问题,又因丧子／女的经历有毁灭性的心理创伤,是社会中最悲壮的存在,俨然成为进行有效社会治理、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最短板.本研究以“失独家庭”为对象,从社会心理层面总结提炼出的帮扶路径,能够以疏通内心郁结的方式,活化“失独家庭”尘封已久的自身潜能,借助己力清扫经济、医疗、养老等影响开启美丽新生活的羁绊,其有效性已成功通过了实践的检验.如果用“心”复制,这套心理帮扶模式将极有可能造福其他区域的“失独家庭”.
据统计,“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催生的“4 2 1”倒金字塔家庭结构是最为严峻的代际结构,在2039年左右将大规模爆发不足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加重社会抚养负担[22].虽然“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这些一般家庭并未有独生子／女逝去的悲恸体验,但子孙因忙于生计而长期不在身边的现实,也使他们面临着同“失独家庭”一样的困境,如家庭养老资源萎缩、传统养老功能退化、情绪悲观消极等[2.],只是在严重程度上不及“失独家庭”.由此可见,老年人口快速增长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的交织重叠将使精神物质需求与相对不足的养老服务资源和供给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而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蹄疾步稳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时期,以心理援助的方式为老人增能、赋权是化解矛盾最快捷、最根本的方式.鉴于“失独家庭”是“少子老龄化”的子集,包含于“少子老龄化”之中,二者之间的个性与共性可以相互转换的原理,试推测上述适用于解决“失独家庭”问题的心理路径,也可以在结合帮扶对象的实际情况稍作灵活变通后被迁移到“少子老龄化”所覆盖的其他群体的社会救助工作中,从而开创解决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民生问题的新格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砖添瓦、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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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elp and Support Mode of the“Lost Only Child" Famil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Taking the Project of"Heartwarming Homes" in
Heping District, Tianjin as an Example
Sun Ying, Wang Yaqu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Abstract: In the next 50 years, the number of "lost only child" families will be increased, which caneasily lead to enormous social risks. At present, it is easy for government and social workers tomistake material needs as the core needs of these families, which leads to a condition that their psy-chological needs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by themselves and their support organizations. We shouldwork together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commun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find out a way tomeet the needs of the diversified, multi-level and multi-facete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for these fami-lies. Specifically, at the stage of project concept, it initiates a series of preparations, such as goingdeep into the masses, grasping the right problems, and concentrating advantage energy. At thestage of design, it follows the working concept of making every effort step by step to help the fami-lies from the bereement. At the stage of implementation, it inspires teamwork of mutual help andcommon growth. At the stage of operation, it integrates the work consciousness of introspection inorder to rationally promote.Key words: "Lost Only Child" Family,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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