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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盐中之盐
林贤治
要革命,就必须有一群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者来源于群众之中,极少数是旧营垒的反戈者.革命者的觉悟明显地高出于群众之上,是革命运动的轴心,枢纽,左右着运动发展的方向.惟有依靠革命者,才能使运动保持长久不衰的热情,并被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度.
革命者的数目和质量,将决定革命的性质乃至成败.
如果视革命为制造,为密谋,则是革命者创造了革命；如果视革命为一种自发的行动,则是革命创造了革命者.
1790 年,美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古维诺尔·莫里斯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作出比较说,法国“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和阳光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徘徊.”
由于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斗争的情势不同,革命者或显现不同的风貌,但是,他们对革命原则的信仰始终是一致的.
墨西哥诗人帕斯以他对政治的敏感,曾经把造反者、改革者和革命者并列在一起比较过.他说造反者不像革命者,不想从整体上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造反者攻击的是暴君,革命者攻击的是暴政.造反者确乎把所有的政府看成是的,但是他们所谴责的只是对权势的滥用,而不是权势本身；革命者确信的是,罪恶并不存在于合法秩序的暴行中,恰恰存在于这个秩序本身.至于革命者和改良主义的比较,他认为同大于异.他指出,两者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子孙,又都是现代的；都相信进步,都拒绝神话,坚持理性的信念.改良主义这个词,在他看来是一个乐观、严肃的词,“藏匿着革命性的品”.不同的是,革命者是跳跃着前进的,而改良主义者选择的是进化的道路,而不是暴力的道路,所以每次只走一步.革命者求助于哲学,改良主义者求助于科学、商业和工业,是斯宾塞和铁路的狂热崇拜者.他引用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说法：革命者试图改变习惯性的做法,而改良主义者则是矫正滥用的做法；接着指出,改良主义者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接受招安的造反者,一个渴望与权势相勾结的撒旦.
事实上,改良主义者是精于利害计算的,因此会极力把改革的风险减至最小,甚至逃避风险,尤其属于个人的部分.改革更多的是一个路径问题,方法问题,很少涉及改革者的个人品质.革命者不同,投入革命即意味投入风险,真正的革命者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很高.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大谈革命者的“美德”是众所周知的.
远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政治与美德的关系已经受到重视.柏拉图认为,政体的更替源自公民道德的败坏；李维将罗马从王政到共和的革命释为有德行的罗马人对高傲者塔克文统治的胜利.在古代,所谓德行多指私德,如贪婪、淫靡、残暴、傲慢、善良、勤劳、节俭、谦和,等等.唐诗说的“成由勤俭败由奢”,所指就是这类品德.古人认为国君或国民的个人品德,足以引发国家的政治危机.
至近代,公民意识高扬,对革命者所要求的美德,明显地涉入公共空间；它首先包含了一种公共精神,是贯通私人与广大利益共同体的一种道德品质.阿伦特说,“美德”是共和政体的原则,正如“荣誉”是君主政体的原则,“恐惧”是专制政体的原则.她还具体指出,本真的共和主义原则是“团结”,它使人类尊严得以平等分享,有利于政治的共同参与.帕斯有文章说,旧的美德叫忠诚,新的美德是公正；其他所有美德,诸如自由、博爱、平等之类,都是建立在公正这一美德的基础之上的.公正是这样一种美德：它不依靠神示、权势或流血,它像理性一样普遍,不承认有例外.
一个政治体系,无论其结构设计如何完善,都必须依赖一种精神原则去推动和引导它,使它正常运行.共和主义的奠基者所以重视美德,是因为他们都把它视为共和国的灵魂；而且,在他们看来,灵魂同生命一样重要.
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以美德自期的革命者,而他,也确实是一个被公认为最有道德感的人.即使是他的敌人,诅咒他为魔鬼,也不敢全然抹杀他作为革命使徒的身上的道德光辉.
在热月八日,即他走上断头台的前夕,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说.
“法兰西革命是第一个建立在人权理论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其他革命所要求的只是功名富贵,我们的革命要求美德.”他说,“愚昧和暴力使其他革命走上新的专制.而我们的革命是以正义为出发点的,所以这种革命只能留在正义的怀抱里.”
关于美德,他在演说中做了具体的、充满的阐释.“我要使你们相信,美德是存在的.”他说,“这种温柔的、不可遏止的热情,这种胸怀宽厚的苦恼的愉快,这种对于暴政的深刻厌恶,这种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这种对于祖国的神圣热爱,这种对于人类更加崇高和神圣的热爱,是存在的.没有这种热爱,伟大的革命就不过是消灭另一种犯罪的巨大犯罪而已.”
美德,一方面意含对旧制度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是对祖国之爱,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民族共同体的理性奉献.国家,当然是共和国,是共和政体而非其他专制政体.罗伯斯庇尔还曾这样说过,“热爱祖国,必须包括热爱平等在内.”
美国革命期间,法国拥有巨额家产和煊赫声名的十九岁的贵族拉法耶特秘密离开妻子,作为一个志愿者远渡重洋,为美国革命效力.他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大败英军,深获华盛顿的信任,被授予“人类之友”的称号.回到法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被称为“法国的华盛顿”.
在离开法国的轮船上,他写信给妻子说：“……我为自己所尊崇的自由而战.带着我满腔的热忱和美好愿望,我以朋友的身份来到这里,我要为这一个人充满憧憬的共和国竭尽绵力.作为个人我一无所求.我是为荣誉,为自己永恒的尊严而战,同时也是为美国的幸福而战……因为他们的幸福紧密地联系着所有人类的幸福；美国将会成为受人景仰的安,四处洋溢着诚实、宽容、平等、和平与自由的美德.”
1892 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在《狱中记》中写道：
“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除了把他的生命拿来为着人民牺牲而外,更无其他目的.
“他是人类的战士,他把他的生命献与人民,帮助人民斗争.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使‘自由的胜利’早日实现.他的生命是属于人民的,当他人受苦的时候,他没有生活与享乐的权利.”
俄罗斯有一首歌唱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领袖拉辛的著名民歌：
如果在我们的乡土里还生存着一个人,
他并不贪图逸乐,也不顾惜自身,
对于周围的人,他从没有不义之行,
他也不曾压迫过惨苦的农民,
他爱自由,就像爱他的母亲……
世界上流传着不少这样歌颂造反者、革命者的民歌,虽然对象不同,歌颂的都是相同的美德.
革命者富于理想,所以常常被看作是信仰主义者.其实,支持他们的信念不是惟有,如勒庞一流所说的理性的缺失,而在于他们比起常人多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动的勇气.
法国大革命中某无套裤汉委员会主席马拉－莫热曾如此宣称道：“革命者应当无视一切形式和一切规则；革命者应当确认和加强这场革命,应当踢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
布朗基可以说是一个行动主义者,自称能在48 小时内制造一场革命.有人问他,革命之后又怎样？他的回答是：“如果你站在河的此岸,那么河的彼岸发生什么问题你是不会晓得的,让我们先过河再说.”这就是革命者的实践性.
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斗争勇气是惊人的.前,他们曾经讨论是否要抄革命的旧文章？即在黑夜间举行,还是在白天行动？为了向人民表明行动的正义性,他们决定采用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做法,以地面行动反抗地下处境,在没有总指挥的情况下,大白天在元老院广场上举行公开.如果没有集体牺牲的决心,他们不可能这样行动.其中之一人戈尔巴乔夫斯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渐进、过渡、慢条斯理——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永远不能理解的哲学.”
巴枯宁说自己是一个“需要暴风雨和生命的人”.
革命者就是这样的人.可笑的是,一些自以为稳当的学者往往嘲笑革命者为激进,实际上出于懦怯.阿伦特强调指出,勇气是政治的一项主张,一种美德.“勇气让人们摆脱生命的忧虑,一心追求世界的自由.”她说,“勇气不可或缺,乃是因为在政治中,安危所系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
比较来说,学者的世界只是虚拟的世界.
革命者除了被当成盲目无知的乌合之众以外,最常见的攻击是凶暴、残酷、.其实,他们所要求的美德,是包涵了普遍的人性的.
克鲁泡特金在自传中有一段关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的描述.当亚历山大被炸弹炸伤,扈从都在惊吓中纷纷抛弃他,这时,一个正是从事刺杀行动的虚无党人伊美利安诺夫,臂下还挟着一只炸弹,竟然不顾生命危险,立即跑上前去,帮助侍从武官把伤重垂死的沙皇抬上雪车.
鲁迅说：“反革命者的野兽性,革命者倒是会很难推想的.”
俄国的女革命家勇敢坚毅,可谓举世闻名.
其中有一位名叫薇拉·妃格念尔,长期坐牢,她在所著《俄罗斯的暗夜》中有过一段十分感慨的抒怀,说：
我的祖国的一般状况使我情绪十分低落.毫无疑问,斗争、反抗已经结束,黑暗的反动统治已经开始,而且将要持续多年,精神上将更加压抑,因为人们期待的不是它,而是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的彻底更新、变革.斗争以空前残酷的手段进行,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怀着信心、希望和期待.但是人民没有说话,他们不理解.社会虽然理解,但是没有说话.历史的车轮不理睬我们：我们比历史进程——社会和人民的政治要求普遍高涨——早走了二十五年,成了孤家寡人.一支精选的有组织的力量,尽管人数不多,却勇敢无畏,而今,他们已被撵出生活舞台,被粉碎,被消灭了……
危机时刻,革命者总是走在最前面,因为走得太早,太快,人民赶不上他们,相距身后的平庸时代只有愈来愈远.他们为人民付出了青春、热血和生命,而人民并不理解,甚至拒绝接受.他们在担当这个悲剧的角色之前,对所有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吗？除了空洞的时间,怨恨谁呢？人民吗？
一种孤绝的境遇.
（责任编辑 苏伟）
革命者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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