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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书评

于大海

【摘　要】《中国文化史导论》以“文化”和“文明”为线索,分别以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为轴心详细叙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同时利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以及“特殊的发展规律”[1].

【关键词】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评介

一、《中国文化史导论》简介

自战争以来,为进一步奴化中国人民、获取更多利益,西方国家就通过宗教、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三方面对尚处古代传统社会的中国实施了文化入侵.[2]自此,也引发了国人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和中国文化存留的思考.一批改革派、洋务派、革命派等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之路而主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进步的障碍,提倡全盘西化.抗日战争爆发,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救亡思潮”和“文化自卑”以及“崇洋”思想夹杂的特殊背景下,国人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钱穆先生本着以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己任的态度,带着“温情与敬意”写下了《导论》.

《导论》一书主要分为十个章节.序言部分对“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做了具体的说明.同时把人类文化的源头总结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三类.在第一章〈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中,主要讨论了地理环境,尤其是水源对于人类文化发源的意义.第二章〈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中将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分为了“四个时期”.这是捋顺本书时间脉络的重要依据,在下文将详细介绍.第三章〈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讲述了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宗教观念”、“国家观念”、“人道观念”以及生活状况.第四章〈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对于中西文学作了比较.同时对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作了简单介绍与对比.第五章〈文治政府之创建〉梳理了中国的政府组织和国家体制演变过程和主要特点.第六章〈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分析了政治制度的演变给经济制度带来的影响.后半部分对于“读书人”以及“士族门第”作了概括.第七章〈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合〉指出了中国文化吸收、融合异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第八章〈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对于文化艺术的态度以及其自身特点.第九章〈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合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进一步解释了中国文化各个时期的特点.同时对宗教澄清、民族融合、社会文化普及与深入做了总结.第十章〈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主要讲述了中国人对于西方外来文化的态度以及总结了中西对于自然科学观的不同看法.

二、文化史概念的界定

(一)文化的本质

钱穆对“文化”与“文明”的理论体系构建是从人类群体出发的,突出了“人”在其中的主要地位.他认为“文化”则是偏内在的,属于精神方面,必须通过人类精神累积才可以产生.“文明”是偏外在的,属于物质方面,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并且提出了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与“发展性”,这也是钱穆先生写成此书的基本观点.

对于钱穆先生定义的“文化”,有其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胡适就曾在其文章里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它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3]也提出了先有“文明”后有“文化”.同时指出文明应该是兼具精神和物质的,而不是单方面的.

关于“文化”之定义,现代学者的研究也从未停止.现代学界对于“文化”的定义基本认同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广义上的文化就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成就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4]通过不同学者观点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人”为中心的,极具人文主义特色.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研究是从宏观角度来揭示广义上的文化.钱穆先生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宣示了他“人文主义”的立场.

(二)中国文化的发源

钱穆先生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并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类,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中国文化自起源就走在“独自发展的路径”①,自然脱离不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印度、巴比伦、埃及等文化相同的是文化的起源都依赖于水源.中国文化最大的不同是起源于特别大面积的土地上.

关于中国文化的起源,钱穆先生认为黄河本身并不适用于农业灌溉或交通运输.中国文化并非发生在黄河流域,确切的说是依赖于黄河的各条支流,而非黄河本身.同时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摇篮是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时的三角地带,也就是“汭”.在此基础上,通过列举中国历史上不同朝源地进一步验证了他的“理论”.

我们可以认为从地理环境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文化史开展研究是钱穆先生的特点.我们也应该认同客观的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文化产生是有重大影响的.中国文化能够区别于其他文化,走在“独自发展的路径”上,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不无关系的.

（三）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的“四个时期”

钱穆先生在《导论》一书中指出,文化是在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中形成的.“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②,要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③.《导论》一书所谈及的文化涵盖了从上古到“现代”④.钱穆先生将其分为“四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中国民族完成了融合统一的“基业”.华夏族处于主要地位,同时不断吸收融合诸如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其他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个时期可以比作西方的“宗教与哲学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人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汉唐时期,中国民族又进一步融合了匈奴、羌等,是中国民族得以扩大、发展.在此期间,中国形成了大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可以称为“政治与经济时期”.

三,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民族进一步继续融合、发展、扩大.在此期间,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发展尤为强盛,可称为“文学与艺术时期”.文学艺术除了实用功能,还具备一部分宗教的功能.

四,“我们当前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从今天来看就是作者写作的1941年前后.在此期间中国民族依然持续融合与发展.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人逐步重视向西方学习,又被称为“科学与工业时期”.

虽然中国民族一直处于不断地吸收、融合、和扩大中,但中国文化的主干大流,没有也不会因为要继续地吸收和融合而消失.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持续性.钱穆先生既肯定了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共性,又兼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性.在《导论》一书中,中国文化的共性与特性得以了有机的科学的结合.

三、《中国文化史导论》的特点

重视全面的中西对比是《导论》一书的主要特点.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或侵扰,而是按照其自然的趋势进行发展的话,将会有非常光明的前途.也更不会出现民族之间的界限和国际之间的斗争.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清朝末年起,中国自身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弱.中国这个崇尚“安足”的农业文化国家,在信奉“富强”商业文化国家强势入侵下,摇摇欲坠,难以自保.⑤也正是这样紧张激烈的环境,引发了国人对于中西文化的研究和比较.作者在《导论》一书中,主要通过中国与西方历史观、经济形态以及科技等几个方面,做了比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兴起的西方国家往往是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但是中国的国家传统和民族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⑥.如此看来中西的历史形态是完全不同的.纵观西方历史,往往是从一种一个阶段到另一个新的阶段.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变动的”、“进步的”.而中国的则完全不同,他的“根”非常牢固,整个演变过程更加倾向于“绵延”.

中国文化是构建与“农耕文化”之上的,而西方文化则是完完全全的“商业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推崇“和平”与“安分守己”.此外,处于农耕文化之中的国人的命运始终与耕地紧密相连,而耕地又是不可移动的.这也造就了中国人“天长地久、福禄永终”的追求.而西方的商业文明则完全不同.由于起源于内在不足,所以不得不一直“流动”而向外部寻求.此种民族的内心深处充斥着“对立”与“侵略”.

在工艺制造、医药、天文、历法等领域,钱穆指出中国发达早、境界高.但由于科学的发展进步总是伴随着“向外的征服”,而这却不被中国人所“推崇”或“认可”.所以即使发明了,也仅仅被用来制作花爆作为一种娱乐品.罗盘也是仅仅被应用在风水、迷信、鬼神上去了.由于西方的“向外的”、“侵略性的”观念,将和罗盘应用于军事和航海,为日后的外侵提供了必备条件.⑦

总的来看,钱穆先生没有简单、粗暴的对中西文化的优劣盖棺定论,只是分析两种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观念.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阐述了两种文化的异同之处.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难免会有褒贬倾向,但整体上还是客观、全面、公正的.

四、结语

《导论》的创作时期正值中日战争,自清末以来中国在军事上就是节节败退.这种背景一方面导致了国人严重的“文化自卑”,“崇洋”思想盛行空前,希望积极学习西方文化来救国.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一起,主动开始了对中国的“进攻”.钱穆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化,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二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⑧

这两个问题就是如何“救国”与“救天下”的问题.就此问题,钱穆先生指出,如果不能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国家民族将不复存在；如果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虽有中国的国家民族,但中国传统文化将彻底失去.如果国家亡了,只要文化还在,国家就有机会复兴.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不存在了,结局也只能是“国不将国”.

作为第一本中国文化史的专著,后人研究大多没有超出本书范围或者以此书为基础进行延伸.出版70余年来多次再版也印证了《导论》的学术地位.钱先生既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又指出了不足,也就是需要向西方学习之处.并且在对中西比较的时候用词也都很平和、理性.此书虽是中国文化史,但很重视中西对比.中西对比的内容也比较全面,在文化起源、宗教、文艺等方面都有涉及.此外,钱穆重视理论总结与归纳,这对于读者厘清中国文化史脉络是很有帮助的.但这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微观上的的解释不足.整书中重上层轻下层,以汉族为主,而少数民族缺失较多.即使谈到了少数民族,也是摆在了对立、被吸收、被融合或者是附属的位置.在一致认为少数民族是中国文化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来看,中国文化应该是多民族的文化,而非汉族的文化.

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化时的“温情与敬意”以及“救国救天下”的民族情怀.钱穆曾指出：中国人看轻自己的文化传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缺失信心,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危机,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隐忧和最大病害.

时至今日,中国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与强盛,在很多领域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文化却正在被外来文化大面积蚕食,钱穆先生所担心的“隐忧”和“病害”依然存在.崇洋媚外和文化自卑在今天还是普遍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如何建立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依然是我们国人无法回避以及必须要主动面对的问题.

注释：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1.

②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6.

③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231~232.

④指作者写成本书的年代,约在1941年前后.

⑤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204.

⑥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13.

⑦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209~214.

⑧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1994:204~20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