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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的时间和犹疑的叙述评蔡家园的《松塆纪事》
夏秋之交的北京,阴晴多变,雾霾锁城,闷热难耐.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一口气读完了蔡家园的新作《松塆纪事》.松塆,是长江之畔一座有将近八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松林尝称茂密,郁郁葱葱”.蔡家园曾祖父一代,举家迁移到松塆.因此,于他而言,《松塆纪事》首先是一部“家乡书”或说“寻根书”,他对现实中“松塆”几近消亡充满惆怅,同时又充满信心地希望重建一个纸上“松塆”.
但是,这本书的立意又不止如此.如作者所言,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还记录着历史.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松塆的故事朦胧地勾勒出一种与“乡土中国”观念不太一样的历史图景,这使得他“变得犹豫、彷徨起来,开始质疑起自己的历史记忆、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叙述者回到松塆的历史现场,原先那些看似规则、稳固的话语开始摇晃,一些文本碎片跌落下来,就这样,建构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小历史”在《松塆纪事》的字里行间探出了脑袋……
年轮：规则的与不规则的
不论是否冠以“非虚构”这一名词,《松塆纪事》都是一部充满“非虚构”意味的作品.打开这本书,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时间感.这从它的目录就能感受到.全书22个篇章,每篇之前都缀了一个年份,分别是1951、1953、1956、1957、1958、1960、1966、1967、1969、1970、1971、1975、1976、1977、1985、1986、1989、1991、1992、1994、1999、2009.
我不厌其烦地列出这些数字,只是想直观呈现这一安排耐人寻味之处.人们一般认为,时间是最公平的,不论富贵或贫贱,丑陋或美貌,它都不会给谁多一分,也不会给谁少一秒.换言之,时间也应该是最规则的,它均匀地分布在每一个生命里.然而,被时间筑就的历史在很多时候却是不规则的.尤其是当不同的历史文本叠加在一起时,不规则的边边角角就会支棱出来,特立独行地标榜着自己的存在.如果,我们把《松塆纪事》这本书视为“松塆”这个小地方的一部编年史,从上述年份中,就可以观察到时间在这个国度刻下的年轮,与它在作为国家一部分之松塆刻下的年轮并不完全重合,两相比照,呈现为一种规则与不规则相间的斑驳形态,犹有意味.
书中的一些篇章表现出合规则的一面.如《1958：“卫星”、铁疙瘩与树》记述了松塆“大炼钢铁”的岁月,三座小高炉建起来了,整片的松林包括祠堂旁边的四棵大香樟树都砍了,豪气冲天的诗也写出来了,“周边的树伐光了,大家就带着被褥、干粮去大别山森林里伐；矿石搞不到了,就发动社员四处收集铁器.秤砣、秤钩、门锁、窗户钩子,还有灶台上敲下来的铁水罐,都成了原料.……那时候,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很高,心里都被‘超英赶美’的目标刺激着,都盼着共产主义快快实现……”.这一场景和当年神州大地其他地方并无二致.《1966：生活如戏》讲的是“”在松塆的兴起,这把火由“在邾城念高中的几个半大小子点燃”,他们“举着红旗回到松塆,领着中心学校的一帮初中生、小学生挨家挨户‘破四旧’”,接着又出现了“革命大串联”“夺权”“批斗”,成立了“井冈山战斗队”和“宝塔山战斗队”,与1966年国家刻下的年轮基本是严丝合缝的.《1970：一个女知青的选择》是一篇知青曲英的口述.她是1969年春节之后下到松塆的,是第一批知青,也是唯一一个留下来的.史书上明白记着,1969年正是落实领袖“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求的开局之年.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宏观历史叙述的强大统摄力.《1977：开始走另一条道》讲到了大队干部汉明敏锐地感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催促弟弟汉光参加高考,几年后,他自己也在行政设置调整中成为了松塆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这显然也是大历史的一种微观讲述.总之,在上述年份和故事中,松塆的“小历史”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国家大历史,像一个小水洼那样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然而,本书的另一些篇章中,不规则却占据了主流.比如,在《1991：走到了天边的小木匠》和《1992：燕子飞去又飞回》这两个篇章中,我们固然也可以感受到,外出闯荡的小木匠和燕子这两个小人物的命运背后,牵连的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高歌猛进及其带来的社会变迁.小木匠和燕子的人生都献祭在了“春天的故事”里,但在当代史的正统叙述中,至少1991年并没有被赋予特别规整的历史节点意义,1992年的意义也是多少有些隐晦的.再往下读,《1994：我的故乡,我的人间》这一篇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家族观念和故乡意识,全书最后一篇《2009：一个葬礼与一个梦想》讲述的则是本书的主要叙述者之一“疯爷”的丧礼,与前面的篇章相比,这两篇的个体色彩愈发浓烈,我们明显感到,这些文字与作者的个人叙事越来越重合,与庙堂大事却渐行渐远,如果不是全书脉络延续的惯性,在这些篇章中甚至已经很难读到大年轮的影子了.纵观1991-2009,将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具有历史路标意义的时间点并不少,却无法与1991、1992、1994、1999、2009这个数字序列紧密重合.这提示着我们,有一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后变得明显,即时间进程本身并不曾改变,但个体对时间进程的体验却越来越不受规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人们主体意识的张扬,原本被视为“铁律”的时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性时间甚至个体性时间.因而,作为时间记录者或故事讲述者的个体,也就可以更加自如地以手中的笔对时间进行雕刻,呈现更为丰富的历史景观.当然,从更深的层面看,这一变化本身依然是与人类历史的进路符节合拍的.
民间：受控的与不受控的
本书的22个篇章大体可分三类,村里老人的口述,作者对村庄的历史和人物的叙述,以及作者的家族史.蔡家园在“创作札记”中说,《松塆纪事》“是一部个人之书”,而他更愿意其成为一部“时代之书”.如前所述,不论是作者家族的故事还是其他人的故事,都映射着个人与时代、地方与国家关系之纠葛离合.实际上,作为一种民间史记述,《松塆纪事》所致力的不是为大历史寻例证、作注脚,而是建构一种“小历史”,或者说地方性知识的言说.然而,历史终究是权力者或曰掌控者的历史,掌控者即便自己不走上前台说话,也终会出现在说话者的讲述中,即便是民间史也是如此.虽然,当今时代互联网记述的发达,多少让话语权的概念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以稀释,譬如书中的“燕子”,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也可以在空间里经常晒出她的生活记录和人生感悟,甚至在“天涯社区”注册一个ID,为堕入风尘的女孩辩护而成为“天涯名人”.然而,在《松塆纪事》的大部分内容里,即便是在底层人的民间讲述中,掌控者依然占据着故事的中心.用更符合民间的说法,“松塆代有能人出,各领三五年”,由此,我们也可以顺着“能人”在松塆舞台上的更替,从看似松散的《松塆纪事》篇章中勘探到一条隐蔽的线索,进而获得关于共和国史上前六十年民间社会的一些洞见.
其一,乡绅,如许瀚儒、许耀辉.《松塆纪事》对这两人的记载,主要来自于“疯爷”和其他老人的口述,并佐以作者查找到的地方志史料.在时行的话语框架中,他们或者更应称为“乡绅”.1934年湖北大旱,松塆的穷人大多断了炊,瀚儒就召集地主们每天轮流施粥.而耀辉呢,曾在薛岳的部队当旅长,返乡后成了族长.这一切都符合传统社会的乡绅标准像.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松塆人也是这么看的.如作者所言,“松塆人似乎更愿意为我讲述一个业已消失的阶层——乡绅的‘传奇’.”“一直到今天,耀辉还常常出现在松塆人的口头讲述中.就连松塆的孩子与邻村的孩子打架斗嘴,也总是满面得色地说：‘我们塆出过将军,你们塆呢……’”.
其二,干部,如潘组长、梅松、汉明.潘德生,四野某部副连长,土改时期的驻队干部.一开始,他在各家吃派饭,后来定点在汉明家吃.“老潘一进门就和汉明妈约法三章：一、和他们家人同桌吃饭,每餐做什么就吃什么；二、每月结一次账,按规定付给钱和粮票；三、不许搞特殊化.”他还对汉明刚上一年级的小妹妹菊香说,“我每吃一餐,你就在墙上画一条道道,不能出错啊,这也是考你的算术水平呢.”汉明家的老房至今还能看到老潘当年留下的一道道画过的痕迹.潘组长是老领导和带路人,也是此后松塆干部们的标杆.他发现并培养了土改中的积极分子梅松.梅松是个孤儿,跑过江湖,后来成了生产大队长,在农业合作化、扫盲、大炼钢铁等运动中,他都紧跟形势,起到了表率作用.潘组长对他的评价：“梅松是个有觉悟的农民,他帮助我们撕开了松塆的‘铁幕’,松塆从此真正翻了天！”梅松的继任者是汉明,他以一个精干农民的智慧带领松塆走过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在改革开放后担任了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他也是松塆村里最早感知政治气候变化的人.
其三,致富者,如红军、永福、豪杰.这是松塆先富起来的一拨人.红军原先是个石匠,村里的超级困难户,计划经济时期搞“投机倒把”,改革开放后承包了砖瓦厂,陡然而富,成了经常上报纸上的“改革弄潮儿”“乡镇企业家”.“他在办公室专门粉了一面墙壁,将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都贴在墙壁上.无论是领导来检查,还是客户来谈生意,他首先把客人领去参观”.永福是木匠,松塆最早的打工者之一,也是松塆第一个万元户.虽几经起伏,但生意一直做到沈阳.“松塆要扩修通往古岗的那条主干道,新上任的村支书建国发动全村集资.他给永福打电话,永福二话没说答应捐五万”.村里人的评价是：“松塆出去的有钱人不少,只有永福最野,玩得最有品位”.豪杰是松塆的年轻一代,他从一个民工变为混黑社会的古惑仔,进而成为江湖上的名人、房地产从业者,经常协助政府搞拆迁.他对奶奶说,现在有的是钱,“可以把哇哈哈果奶当水喝”,还给尼姑庵捐款.
乡绅、干部、致富者,勾勒的恰是本书涵盖的时段内中国民间社会的变迁路线,也流露出近代以来中国精英或能人诞生的路径.首先是从军,不论是耀辉还是潘组长,军旅生涯都为他们成为民间的能人作了背书.这不但与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军事化”趋势的判断相映证,而且隔代回应了姚雪垠的《长夜》等文学名篇对社会状况的摹写.然后是干部或“公家人”的崛起,与象征国家权力的潘组长相比,本土的梅松、汉明的成长及其际遇,掀开了政治化年月里松塆舞台幕布的一角.最后,随着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落幕,豪杰、红军和永福以各自的人生,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迁,而他们三位“致富”故事里的那些不道德的成分,则反映出这场变迁带来的文化失范、人性嬗变及其后果.
应该说,在史学的意义上,关于这一段变迁的书写者并不算少.但《松塆纪事》采风于民间,反而拾起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文本碎片.比如,曾经的干部、政治明白人汉明今天却很困惑：“如今,村中最有钱的人在武汉买了别墅,开着路虎；最穷的人住着四壁空空的房子,生了病没钱上医院.过去是贫农的,他们的儿女现在还是穷人；过去是中农的,那些儿女混得不错,有的当干部,有的在城里做小买卖；过去是地主、富农的,后代多半不是包工头,就是‘黑社会’……古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难道真的有遗传么？”这个问题或许是没有答案的,但正是在此类无解的拷问中,民间的不受控制性再一次凸显出来.类似的片段在《松塆纪事》中还有不少.比如,人民公社时期,老百姓饿了肚子,但兴修水利功不可没.“松塆的沟渠、闸门、石桥、小水库,都是那几年饿着肚子修建起来的.这些基本设施,后来管了几十年,在抗旱、排涝中一直发挥着作用.”又如,“”时期接二连三的群众大会,在疯爷的叙说中是这样的：“台上的干部正襟危坐,台下的人漫不经心.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把手伸进脖子里搓汗泥；女人们则扎堆纳鞋底、补衣服,时不时把针在头上抿一下,瓦斯灯下银光闪闪.那时没有戏看,开会成了最大的娱乐.”这样的叙述,与一本正经的大历史大不相同.再如,女知青这样讲评价样板戏,“那个年代的农民是多么喜欢样板戏,那时他们欣赏到的最高级艺术,乡里的孩子更是从那里得到艺术启蒙……小孩子都模仿戏中的情节玩游戏,男孩子争当杨子荣,女孩子争当李铁梅,他们还模仿戏中的曲调唱歌,模仿戏中的布景画画.”这些都体现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它们与大历史叙述的格格不入,十分耐人寻索.作者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说,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远不是用一种理论或主义就可以概括或解释的.确实,在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叙述中,所谓“理性”的话语往往遮蔽或抹煞了这些复杂性,但实际上,真正的理性恰恰是对复杂性的尊重和感知.在这方面,文学或带有文学性的写作有时候确实比史学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伤痕：可说的与不可说的
《松塆纪事》中收录了一份蔡家园与“老五”关于乡村的对谈的“备忘录”.在这篇文献中,蔡家园追溯了这本书写作的精神资源,提到了《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迁》《艳阳天》《创业史》等“革命”逻辑下的乡村记忆,以及《白鹿原》《丰乳肥臀》等新历史主义式的乡村,并试图探索诸如阶级、革命、乡村自治等理论与历史现场之间的“缝隙”,思考根植于历史中的乡村未来.读完全书,我也感受到了《松塆纪事》对以上这两种“乡村叙述”的取舍,但同时,我还感到了另一种关于乡村叙述的传统,这就是20世纪前半期带有底层情怀的左翼文人对当时农村破产凋敝状况的文学描述,比如柔石在《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中对中国农民特别是女性苦难命运和精神磨难的反映,就是典型的一例.宽泛地讲,这些文学也属于“革命”话语之一部分.然而,读过它的人都会体现到,或许因为“理论”在其中的退隐,它反而体现出一种与《暴风骤雨》《创业史》抑或《白鹿原》《丰乳肥臀》等明显不同的美学风格和人文意蕴,从而具有另一种文学魅力.我以为,《松塆纪事》承续的还有这一传统.
前面提到,书中有一篇《1992：燕子飞去又飞回》.主人公“燕子”出生于村子里生活困难的“超支户”,少年失学,十六岁外出,到黄冈一家棉纺厂当纺织工,三年后遭遇纺织业下岗潮,此后辗转到汉口卖盗版碟,在台商的皮鞋厂、制衣厂打工,最后成了发廊妹,28岁那年,回到松塆,与一名退伍军人结了婚,没多久,因为曾经多次流产的经历被发现,婚姻破裂……其实,与其说这只“燕子”飞去又飞回,不如说她是被时势赶去又赶来.书中可以与“燕子”类比的人物是“满仓”.作者在《1985：父亲的路,儿子的路》中呈现了满仓一家的遭遇.满仓是大集体时代的拖拉机手,“因为能够使唤大机器,不仅队长对他敬三分,村里人更是钦佩不已.比起其他农民,他干的活不算重,工分却总是评得最高”.然而,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分田到户之后,拖拉机用不上了,满仓的人生立时逆转,他重新学习用牛,同其他人一样掣犁打靶,“心中的那点优越感也就溶到汗水里,一滴一滴沁到了泥土中.那双长期侍弄机器的手,干起农活来并不得心应手,这也让他常常生出莫名的沮丧”.我记得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提出,在我国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了一种“不落空现象”,就是说有那么一群人在社会资源流转的过程中,总是能想尽办法把资源控制在自己或下一代手中,从来没有“落空”.若反其意而用之,燕子、满仓,可能代表了一个社会变迁中的“落空群体”,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一群“没赶上趟”的人,时代的变迁确实带来了许多“机遇”,奇怪的是,总是与他们擦肩而过,恢弘的大历史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变成了一种嘲弄或玩笑.近年来,有评论家提出改革开放文学书写中的“新伤痕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燕子”或“满仓”也是这样一道道新伤痕吧.即便我们勉强认同所谓发展必须承受的“阵痛”“代价”之类大而化之的解释,这些生灵的命运依然是令人心酸的,请看《松塆纪事》的细节：
穷困潦倒的满仓“酒瘾发作,就去找宝红讨酒精,兑了水依然喝得有滋有味.经常是没有下酒菜的,他就找来几颗鹌鹑蛋大小的鹅卵石,洗干净了和上菜油、食盐放在锅里炒,然后盛起来佐酒.他吮一口鹅卵石,咪一小口酒,嘴里发出咂咂声,显得无比满足”.
历经沧桑的燕子“养了一只小狗,取名叫‘美丽’.她经常在空间里晒美丽玩耍、吃食、洗澡的照片.美丽全身雪白,尖尖的狐狸脸,眼睛忽闪忽闪,非常可爱.她称美丽是自己的‘女儿’,每天把它抱上床睡觉.……她经常对我说：‘狗狗虽不会说人话,但比有的人更懂感情.’一天大清早,她突然上线给我留言：昨晚,我梦见美丽叫我妈妈了……省略号的后面,贴了一大串流泪的表情”.
我想,作者在这些文字中是倾注了充沛的感情的.正是这种感情使那些因各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不得言说的东西得以直观地表达,也使书中对乡土的关怀超越了怀乡、思旧之情,从而拥有一种人道意义上的普遍性.也正是这种感情,使《松塆纪事》成为了一部格局更大、更有感染力,能引起一切关心民瘼之人心理共鸣的作品.
胡一峰,男,博士,现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文艺以及文史领域研究和写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学习时报》《学术研究》《党的文献》《博览群书》《文史天地》《艺术评论》《长江文艺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评论及杂文等200余篇.
叙述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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