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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最后一个新月叶公超昆明文事一瞥
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与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在文学生涯的前期,他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新月》的最后半年多将近一年实际由他主编,而且编得相当可以,相当尽力.叶公超还是我国最早评介艾略特诗作和诗论的学者.早在1934 年他就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爱略特的诗》,三年后又为赵萝蕤译《荒原》写了序言,题为《再论爱略特的诗》.赵的译作是这部现代派经典最早的汉译（上海新诗社1937 年初版）,译文和序文均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就凭这两点,叶公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占有相应的地位.
叶公超还写了一些评论和散文,但数量不是很多,生前台湾仅有一本《叶公超散文集》出版（洪范书店,1979）.另据叶氏《文学·艺术·永不退休》[1] 讲,他在美国爱默思大学念大四时,著名诗人佛洛斯特老师教他创作诗歌、小说,他“也因此出了一本英文诗集叫Poems”.身后大陆出版过《叶公超批评文集》（陈子善编,珠海出版社,1998）.与新月/ 学文时期相较,西南联大这一段比较短,但叶公超在此一时期仍有很值得注意的亮点.
叶公超在外文系开的是“文学批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英国散文及作文”和“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专业课,也教各系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大一英文”.从早年学生的回忆文章看,对这位叶老师的评价不太一致,但那大体是就其英文造诣如何而言,见仁见智.这里要留意的是文学和文学批评.
叶公超在西南联大除了教书,偶尔也写点文章,量虽不多见解却不俗.从陈子善先生搜集、主编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看,属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仅有两篇,均发表于1939 年.
一篇是《谈白话散文》[2],题浅意深.他不是泛谈散文印象,而是用比较的方法批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散文,认为“散文的成绩,在量与质方面,似乎都比诗的成绩较为丰富”.关于原因,叶公超认为,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与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在文学生涯的前期,他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新月》的最后半年多将近一年实际由他主编,而且编得相当可以,相当尽力.叶公超还是我国最早评介艾略特诗作和诗论的学者.早在1934 年他就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爱略特的诗》,三年后又为赵萝蕤译《荒原》写了序言,题为《再论爱略特的诗》.赵的译作是这部现代派经典最早的汉译（上海新诗社1937 年初版）,译文和序文均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就凭这两点,叶公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占有相应的地位.
叶公超还写了一些评论和散文,但数量不是很多,生前台湾仅有一本《叶公超散文集》出版（洪范书店,1979）.另据叶氏《文学·艺术·永不退休》[1] 讲,他在美国爱默思大学念大四时,著名诗人佛洛斯特老师教他创作诗歌、小说,他“也因此出了一本英文诗集叫Poems”.身后大陆出版过《叶公超批评文集》（陈子善编,珠海出版社,1998）.
与新月/ 学文时期相较,西南联大这一段比较短,但叶公超在此一时期仍有很值得注意的亮点.
叶公超在外文系开的是“文学批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英国散文及作文”和“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专业课,也教各系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大一英文”.从早年学生的回忆文章看,对这位叶老师的评价不太一致,但那大体是就其英文造诣如何而言,见仁见智.这里要留意的是文学和文学批评.
叶公超在西南联大除了教书,偶尔也写点文章,量虽不多见解却不俗.从陈子善先生搜集、主编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看,属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仅有两篇,均发表于1939 年.
一篇是《谈白话散文》[2],题浅意深.他不是泛谈散文印象,而是用比较的方法批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散文,认为“散文的成绩,在量与质方面,似乎都比诗的成绩较为丰富”.关于原因,叶公超认为,二十年来新诗的成就主要在“抒情短歌”方面.在那里,“青年心境中的眷恋、祈求、苦闷总算有了相当的表现,但是生活中别方面的情绪却还只在生活中等待诗人的探索”.这就是说,新诗的书写面还比较狭窄,偏于自我（或数十年后所说的“小我”）,在社会面的表现上还相当欠缺.更难得的是,叶公超还从文学传统和比较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申述.他指出,中国的新诗,至少是近期的作品,“是从一个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西洋诗里脱胎出来的”,而且“多数的新诗人是比较接近英法浪漫派的,所以新诗里十九世纪初期浪漫派的色彩来得特别显著”.至于解决这问题的“根本”是否全在于“国化”（类似于后来常说的“民族化”）,叶公超表示自己“不敢笼统的说”,但强调“在诗人的情绪与经验上确应当多多的增加本色或土色的表现”；在移种外来影响（他强调“不是采花而是移种”）的同时,更应当“多接触中国的东西,多认识中国的事情”.这样的意思,听着有些耳熟,可叶公超是1939 年就讲了.相较于由左翼作家主导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1940 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叶公超的说法已不囿于“形式”而及于中西文化,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叶公超并不忽视形式问题,他在论及散文时专门就中西语言的特点发表见解,认为中国文字的特殊力量,无论文言或白话,多半在于语词；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则多从一句或一段的结构中得之.西洋文字的文法结构是连接的,前后呼应的,其散文之美多在于字句间关系的严紧和一种轻松的流动性 .叶公超认为,白话散文既继承了文言文的语词优长,又引入了西洋文字在字句结构上的严紧（叶的说法是“白话文里的欧化成分”）,而新诗却是从西洋诗脱胎而来,两者的成绩自然不同.虽然如此,叶公超仍然认为写白话散文的仍应在结构的严紧和流动性上多下点功夫,办法是“多写点说理和纪实的散文”以得到“锻炼”,言下之意是散文也不能停留在抒情文字上.
可贵的是叶公超的散文研究并不止于纯专业、纯学术,他联系实际对“前线通讯”的“八股”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抗战以来一般所谓前线的通信,除了几句惯例的“前线式”的话外,和后方通信似乎差不了多少.“什么前仆后继,血肉横飞,身先士卒,死伤枕藉,炮火连天,还不都是一些语词的空架子吗！”他最后讲：
从这种所谓前线的通信中,我们哪能得着一点前线的感觉！现在最常见最肉麻的就是一种描写个人悲哀的小品文字,几乎成了一套白话八股了,而最罕见的反是写实文字.——假使文学只承认表情的散文,那是自杀的先声.在一个健全发展的国家里,散文的说理与写实能力必然是相当高的.就是文学不接受它,它也会自由发达的,因为散文的功用是随着民族的精神与实际活动而扩大的.
讲学理讲得学术,讲实际能击中要害,此等文章实不可多得.
《文艺与经验》[3] 是叶公超的另一篇评论.两文在思路上有一些关联.
1939 年联大教授办了一个以时评为主的周刊叫《今日评论》,主编是政治学系的钱端升教授,创刊号上就有叶公超的《文艺与经验》.文章的主旨为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中“经验”指作家对现实的体验与感悟）,是对抗战初期文艺现状的评论.他起笔就讲：“现阶段的文艺应该走上哪几条、或哪一条途径绝不是个人的意旨所能计划的.——在文艺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很明显,这是新月派作家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但新月派的文艺观往往被人故意简单化,说他们反对文艺与社会、与时生关系.其实不然（从叶氏的《谈白话散文》已可看出这一点）,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对文艺与社会、与时代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如机械“反映”、机械“配合”之类.他们强调的是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叶公超认为：“时代的环境与作者的心灵自有它们交接推动的趋向.”他还借别人的话进一步申述：“代表一个时代的知觉与灵感的,就是那时代的文艺：文艺无需故意跟着时代跑,时代却自然会在伟大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他反对“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这样的口号,但并不笼统地反对必要的文艺宣传.有例为证.
诗人卞之琳1940 年起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前曾任教于四川大学（1937 ─ 1940）,其间一度赴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限于像语言文字这样相对专门的技艺问题.如果联系到两年前（1939 年初的两年前）鲁迅逝世后叶公超写的两篇鲁迅评论,就不会感到突兀.两篇都主要讲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时代价值.头一篇题为《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专讲鲁迅“非战士”的一面,对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和小说、杂文的写作给予肯定评价.尤其肯定杂文（这可是新月派诸公最讨厌也最看不上眼的）,说 “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在稍后（1937 年初）发表的《鲁迅》一文中,叶公超对鲁迅作了更全面也更具学术性的评价,指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地是鲁迅.青年人爱读他的杂感,——主要的原因是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这样充满思辨色彩而又文字优美的深度分析,你怎么也想不到竟会出之于叶公超之手.以我的阅读经验,这种文字应该由瞿秋白、冯雪峰他们来写才觉得自然,才顺理成章,可偏偏不是这样.
之所以偏偏不是这样,是缘于我们的惯性里维,或说思维定势.对卞之琳也一样,一般只注意他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断章》）一类作品,对卞的《慰劳信集》却不很在意,至于他的《红裤子》,知道者恐怕更少.如果留意了,研究了,我们会对叶公超、卞之琳这两位作家,这两位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会有更多也更全面的认识.
这段文事之后的第二年( 即1940 年) ,叶公超受叔父叶恭绰( 书画家、收藏家) 之命由昆明经香港赴上海转移、保护国宝毛公鼎.宝鼎保住了( 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结果被日本宪兵投入牢狱施行鞭挞水刑.时年36 岁的叶公超竟能硬挺住不说毛公鼎藏于何处.这么折磨了叶公超49 天仍无结果,日本宪兵只好将他放了.[6] 之后叶公超直接去了陪都重庆,被派往海外全力投入抗日国际宣传及外交活动.经过这次“华丽”转身,叶公超离开文坛,走了,这个最后的“新月”.
【注释】
［1］叶公超：《文学·艺术·永不退休》,1979年3 月15 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刋》.
［2］叶公超：《谈白话散文》,1939 年8 月15日重庆《日报·平明》.
［3］叶公超：《文艺与经验》,昆明《今日评论》第1 卷第1 期（1939 年1 月1 日）.
［4］卞之琳：《红裤子》,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17 期（1939 年4 月23 日）.
［5］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漏室铭──卞之琳散文随笔选集》,编译出版社,2005 年.
［6］详见余斌《西南联大时期的叶公超》,《云南文史》2013 年第3 期.
责任编辑：杨 林
在云南文学批评家中,余斌先生可谓谦谦君子,道德文章均为一流.时下能舞文弄墨者,若过江之鲫,多如牛毛.文品、人品如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却如凤毛麟角,相见日稀.所以时下文人、学者虽多,道德文章却少.余斌先生这一生可以说做了三件事：早年当编辑,主持《当代文艺思潮》,引领当代文学批评,惠及一代学人；中年研究西部文学,筚路蓝缕,别具只眼,为当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疆域；晚年投身西南联大研究,在暗淡发黄的故纸堆中爬梳,在昆明的小巷郊外访旧,为业已消逝的西南联大的背影,为日渐稀薄的昆明的历史文脉,筑造了一座“文字博物馆”.可以说,许多研究西南联大的热文时论,都将在烟消云散之后化为乌有,而余斌先生的西南联大研究文字却会永远留存下去.因为,它不仅复活了西南联大时期文人学者的音容笑貌,而且复活了昆明这座曾经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精魂血脉.
余斌先生的学术历程在叶向东教授的访谈中和黎小鸣君的回忆文字中,得到了清晰、具体的呈现.而《最后一个“新月”》则是余斌先生的近作.于此,读者可领悟余斌先生文史论兼容的文章妙处.
余斌先生的新著《西南联大的背影》最近刚刚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期余斌评论小辑,是向这位年逾8 旬的学者致敬.祝滇云文士,余斌先生健康长寿！（胡彦）
余斌 一九三六年生,籍贯昆明,云南师大教授.一九五九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在兰州从事文艺、教育工作三十年.参与创办《当代文艺思潮》杂志,是该刊主事者之一.一九八八年返昆任教云南教育学院.出版专著《中国西部文学纵观》、文史散文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 (初版名《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和《西南联大的背影》两种,以及理论批评随笔集《大西门外捡落叶》.
一九八四年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中青年）优秀论文评奖,名列第七,获三等奖.一九八八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九三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二零零六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二零一五年获[ 云南]第十八届王中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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