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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扶贫的优势、困境和保障监督

张韶国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洛阳 471000）

摘要：开展造血式扶贫,企业具有天然优势,可以有效地将贫困地区资源与市场需求对接,进行产业开发.在企业扶贫过程中,如何将扶贫与企业经营结合起来,面临决策风险,一些扶贫活动难以有回报以及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都影响着企业扶贫的积极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决定了政府与企业在扶贫工作上要有所分工,在扶贫地区市场开发由企业来进行的同时,政府应为企业扶贫提供保障性的公共服务,采取措施激发企业扶贫的积极性,并对企业扶贫进行监管.

关键词：企业扶贫；困境；保障；监督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8）02－0018－05

收稿日期：2017－10－27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18JCZD002）

作者简介：张韶国（1978-）,男,河南洛阳人,党办主任,经济师.

扶贫应该由政府来主导,但针对贫困地区的产业开发等市场活动,由企业来参与进行,更能贴近市场,容易见效.企业本是营利性组织,企业扶贫应如何保障、监管？对此,理论界研究成果甚少,导致实践中企业扶贫不少成为“做秀”,其带领贫困群体致富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本文从企业扶贫的优势出发,深入分析企业扶贫遭遇困境的原因,界定政府、企业在扶贫工作上应各有侧重,并探讨政府在保障监督企业扶贫方面的对策思路.

一、造血式扶贫模式下企业扶贫的优势

1.企业扶贫在市场导向上的优势.根治贫困问题,关键还是要增强其自身的经济发展能力,将输血式扶贫模式转换为造血式扶贫模式.然而由政府主导的扶贫在造血式扶贫方面并不具有优势：一方面从具体扶贫项目立项、资金投入到运作,如果由作,政府并不具有市场经验,在打造产业上难以贴近市场,政府直接帮助贫困户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还影响了政府应有职能的发挥,因为在市场运作规则中,政府适宜的角色是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不是参与者；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中,一个地区只要“争”到贫困的帽子,就能获得国家给予的资金、物资、政策优惠等,这十分不利于发挥贫困地区的积极性,从而采取措施争取自己“造血”.

造血式扶贫是能够让贫困人口自己有能力扩大再生产的扶贫方式,关键是让被扶助者自己发展产业、提高自身致富能力.开展造血式扶贫,企业具有天然优势,早在20世纪,就有学者指出,企业的盈利目标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结合扶贫工作实现的,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广西一家大型的食品工业企业,到全国各地寻求生产食品原料的协作者,订立长期的供给合同.一些原来比较贫穷的农村在这家食品工业企业的帮助下,转而种植企业所需要的农产品,都较快脱贫致富［1］.首先,企业具有市场信息、人才、技术优势,可以顺利地帮助贫困地区建立生产经营基地,可以有效地将贫困地区资源与市场需求对接,将贫困人群领入市场,帮助他们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带动他们致富.企业扶贫走的是“当地资源整合—经济开发—推向市场”的路子,在工作中以市场为导向,能够有效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引领大批贫困群众发展相关产业尽快摆脱贫困.其次,企业是市场开发能力最强的主体,企业进入开发潜力大的贫困地区,才能实现开发能力最强的组织与开发需求最迫切的群体间的有效对接,实现互惠互利.最后,企业在决策、投入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付诸行动快,本身的逐利动机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浪费.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即指出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总之,企业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新形式,企业扶贫是扶贫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参与扶贫能够促进由传统的政府包办式输血式扶贫模式尽快转变为开发造血式扶贫模式,这对新的扶贫机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2］.

2.企业扶贫在动机上的优势.企业是营利性主体,以追求最大化的盈利并将其分配给投资者为经营目标,企业缘何愿意参与扶贫？曾有学者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研究企业的扶贫开发行为［3］47.企业社会责任是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4］.我国学者一般在企业的营利性目标之外解释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企业目标要加入一些社会价值……企业要怀着社会良心开展经营活动.”［5］依据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企业扶贫是源于企业要对社会负责,是企业回报社会的举动,“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有义务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6］.如果企业基于自己“吃亏”而回报社会的理念参与扶贫,那么这种扶贫模式是难以长久的.这样的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无法对企业投资者负责,如果因为扶贫而导致企业经营亏损,企业债权人也会对企业的这种扶贫行为提出异议.

其实,自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以来,在不同时期企业应对社会责任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早期,因为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企业无视社会责任,比如,不考虑环保要求、不考虑员工需求,企业就越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此时,企业对社会责任采取抵制策略.随着社会责任运动声势日益浩大,社会责任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企业无视社会责任的做法会遭到利益相关者的抵制,降低企业在市场中的声誉,实践证明,这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将会被市场淘汰.企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利益相关者的要求,20世纪末期开始主动履行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迈克尔·波特就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目标可以兼容,企业可以利用慈善行为来改善企业的竞争环境,促进企业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兼容,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7］.一些企业把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企业形象和声誉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战略性经营优势或收益.在实践中,有的企业就将慈善捐赠和营销结合起来,通过慈善捐赠吸引消费者,促进企业营销活动的开展.大部分企业开展扶贫开发活动,目的和动机也是一方面通过参与扶贫提高企业形象、声誉,赢得社会对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将扶贫开发活动和企业经营结合起来,可以直接促进企业营利.比如据报道,某公司是一家工厂化种植双孢菇并深加工远销国外的专业企业.C 村在21世纪初属于贫困村.该公司以蘑菇产业扶贫开发,带动村民致富,村民以土地入股形成合作社,公司租赁合作社土地建立生产基地［3］46.这是一个扶贫开发的成功案例,但更是村企共赢的扶贫案例.个别企业扶贫有可能是无偿奉献,但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扶贫开发追求的是通过参与扶贫有益于别人也有益于自己,扶贫可以实现共赢.扶贫对企业来说,不仅是一种付出爱心的体现,还是一种开发市场的手段.

二、企业扶贫遭遇困境的原因分析

企业扶贫具有不少优势,对于企业来说,也可以获得间接和直接利益,但总体来讲,我国企业扶贫的大好局面并未普遍形成,企业扶贫的积极性也有待提升,主要原因是：

1.企业扶贫决策难、风险大.企业将扶贫与自身经营结合起来需要制订周密、准确的经营计划,这增加了企业决策的风险.因为企业身处的市场环境始终处于变化中,如果市场研究深入、发展趋势预测准确、目标客观现实、战略执行措施调配得当,企业制订的扶贫计划就能引导扶贫对象和企业共同取得良好的发展；反之,如果目标不切合实际、市场判断不准确,企业的扶贫计划就可能误导企业发展,给企业经营带来负担和风险,也无法带动被扶贫者致富.企业制订与自身经营相结合的扶贫计划,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贫困地区的资源分布以及扶贫对象的技能、数量、意愿,还需要和扶贫对象进行紧密合作.但企业往往既缺乏相关信息,是否能与被扶贫对象紧密合作也难以预测,加上扶贫企业无法获得比较多的贷款优惠,资金有限,导致企业扶贫就相当谨慎.

2.扶贫项目投入多、见效慢.有一些扶贫项目具有公益性,不但投入多,而且短期内难有回报.我国贫困地区致贫因素主要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疾病、年老、文化素质低下等,由于初级农产品的附加值低,造血式扶贫的关键在于解决贫困人群的非农就业或者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开发问题.而非农就业或者农产品深加工都需要技术,因此企业扶贫与贫困人群开展产业开发首先就面临贫困人口缺乏技术的问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扶贫的第一步.然而面对毫无经验的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需要投入大量费用,由于受培训人群无力支付培训费,免费职业培训往往带有公益性质,企业的免费培训无法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如果被培训人员不与企业合作,甚至今后也没有回报,导致企业扶贫的第一步就遭遇难题.

3.贫困地区底子薄、基础差.我国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产业落后、市场狭小等因素,不仅制约着贫困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影响着企业扶贫的积极性.当前,贫困地区的交通发展水平滞后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一些地区也加大了对农业开发的投入,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但由于交通方面的限制,互联网没有普及,与外界的联系不方便,使一些开发的产品不能进入全国市场,甚至地区性市场都难以进入,而当地市场狭小,导致无法实现应有的收益,而这些问题扶贫企业难以解决,也对落后地区的扶贫产品开发望而生畏.

三、企业扶贫困境的：政府的保障与监督

企业扶贫的困境,政府与企业在扶贫工作上要进行分工、有所侧重.贫困人口脱贫首先要进入市场,而企业是最贴近市场的,因此帮助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开发资源最合适的主体是企业.而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市场活动,虽然市场失灵的出现提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需求,也为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提供了现实依据,但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也存在失灵现象,主要有：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由于缺乏竞争和追求利润的动机,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时的低效率往往难以避免；政府决策失效,由于政府缺乏市场信息和市场运行经验等,决策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或者虽然达到预期目标,但付出的成本大于受益；政府在干预市场的过程中还存在寻租活动,例如,在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介入的过程中,一些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促使政府帮助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在扶贫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样如此,政府如果帮助贫困群体直接进行产业开发方面的决策,有可能不适合市场需求.政府在扶贫方面的作为应该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相一致,政府职能转变要求政府把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决策交给市场调节,政府职能要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市场监管上,转换到为市场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在扶贫工作中,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营利性活动要依据市场要求由市场主体来实施,政府的力量应集中于为企业扶贫、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提供服务,引导保障企业扶贫活动的开展,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市场指导、加强市场监管等.当然可能会有人指出,贫困问题如贫富差距在经济学上本身就认为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贫富差距源于市场机制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市场成员个体条件的不同也促成了贫富差距.这些都是政府要干预贫困问题的理由.这说明扶贫应该由政府主导,但前文的论述表明“政府干预不能替代市场自由,政府中人应该慎用干预之手”［8］.在解决贫困方面,需要由市场完成的工作应交由市场主体来进行,“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预由私人做的事,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有人去做的事”［9］.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扶贫公共服务应由政府主导来完成,针对贫困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主导建立,扶贫政策应该由政府主导制定实施,但扶贫市场开发应由市场主体来进行最好.

1.政府要为企业扶贫提供保障性的公共服务.除了要大力改善交通及基础网络设施解决贫困地区用水、用电、交通、网络等问题,引导物流、快递公司分支机构或服务站点入驻乡镇、农村以外,政府还要为扶贫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企业扶贫要结合自身经营来进行,实现市场化运作,但如何策划市场化扶贫活动？这需要掌握贫困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特点,贫困群体的数量、构成、素质等信息,但这些基础性信息大多是统计数据,企业难以获得,此时政府要主动精确把握相关数据信息,将扶贫对象的自身条件、需求、发展趋势等信息提供给企业,或者建设网络信息平台,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实现贫困信息一体化建设,为企业有效决策提供便利.网络信息平台还可以实现一网多用,引导群众创收.网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不仅可以进行扶贫信息收集、发布,还可以实现扶贫政策宣传咨询,同时也是政府对扶贫企业、扶贫对象提供便民服务、推行电子政务的渠道.

对于一些公益性的扶贫服务活动,比如,针对贫困群体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政府应该主导实施,但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缺乏实践性.如果由政府来组织,一般是到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局、林业局聘请人员来授课,内容往往偏重理论、脱离实际,学与用脱节,很多教师上完课带走教案,领取授课费就走人,而参加培训的人员也随着技术人员的离开而忘掉学到的理论知识.面向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由企业牵头组织最具有实战性,培训人员可以学会技术就能用来从事营利性市场活动,但一些企业不愿意对此扶贫活动进行投入,对于参与免费职业培训没有积极性.此时,政府可以采取服务购买的方式保障企业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把向社会大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再向服务机构支付费用的一种服务方式.政府购买服务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表现.对于服务质量标准相对明晰、市场上培训主体竞争充分的职业技能培训,政府可以通过竞争性方式向社会组织包括企业进行采购服务.对于专业性较强且市场上培训组织发展不充分的职业技能培训,政府可以采取非竞争性的委托方式,交由社会组织包括企业进行培训服务.

最后,政府要针对扶贫企业制定落实保障激励政策.如果扶贫企业在贫困地区投资设立独立公司、分公司进行贫困开发,政府要在登记设立程序上提供及时服务；如果扶贫企业在和当地贫困群体合作上出现障碍,双方的意愿出现偏差问题,基层政府要组织贫困群体与企业进行良好的沟通、谈判；如果扶贫企业开展扶贫项目的资金不足,要鼓励信贷机构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给予扶贫企业信贷支持；相关机构要定期开展扶贫表彰,对于积极参与扶贫的企业给予相应的荣誉,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

2.政府要对企业扶贫进行监督.企业扶贫是通过扶贫开发带动的造血式扶贫,是效率高、效果好、持续性强的扶贫方式.如果企业假借扶贫之名,行牟利之实,在贫困地区开发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或者借助政府的优惠政策制造销售质次伪劣产品、以帮助贫困人群为名压低员工福利待遇,就会让扶贫的效果大打折扣.政府有责任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对扶贫企业的扶贫开发活动也应如此.“在扶贫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存在着合作、监督两种关系.政府既需要企业参与扶贫项目,又要对企业的参与采取必要的监督措施,从而保证扶贫项目的质量,达到预期的脱贫效果.在扶贫项目建设中,政府与企业的目的并不一致.政府的目的是消除绝对的贫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而企业则具有增加利润的内在需求”［10］.

为防范企业在参与扶贫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侵害利益相关者利益,首先,政府要做好常规监督,建立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比如,地方环保部门要开展环保工作监督检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开展员工权益保护监督检查,税务部门要开展税收工作监督检查等.政府职能转变也要求必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改变重审轻管、有权无责的现象,做到权责对应.其次,政府要对扶贫企业创新监督方式.扶贫企业从事扶贫开发,大多是想通过扶贫提高企业声誉,进而获取市场利润,政府要加强信用征信体系建设,公开监管执法信息,通过违法信息、信用信息披露制度约束扶贫企业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最后,政府要鼓励社会监督,强化行业自律.鼓励社会公众,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扶贫企业的社会监督,提升扶贫对象的维权意识.引导扶贫企业加强行业自律,这比行政监管更为灵活和高效,可以成立扶贫企业联盟之类的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加强扶贫开发活动的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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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