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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应该去哪

上期我们已经分析过“钱”到哪儿去了和“钱”从哪儿来,本期我们讲讲“钱”应该去哪?

美国案例启示

美国在次贷危机前的经历与我国2009年后的经历有颇多相同之处,所以,看一下危机后美国“钱”的变化,应该颇有启示.美国在2000年信息技术泡沫破裂后,由于实体领域投资回报下降、投资机会匮乏,而金融创新非常活跃,加之货币金融管理当局在相当程度上的默许,“钱”的来源日益多样化,规模不断上升,但最终流向都是去了房地产.危机后,美国“钱”的流向和来源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就杠杆的变化看,就是杠杆在部门间的腾挪——而不是简单的去杠杆.

观察美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结构,可以发现,危机后迄今,家庭部门和州政府一直处于去杠杆的过程:前者杠杆率从2007年的98%下降到2016年的79%;后者则从20%下降到17%.

相比之下,家庭部门是去杠杆的主力——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次贷危机爆发本身就是源于家庭部门过度加杠杆.非金融企业部门在2008年到2011年间也在去杠杆,杠杆率由73%下降为66%;但是,从2012年开始,非金融企业部门开始加杠杆,其杠杆率上升到2016年的76%.由于危机应对措施,联邦政府一直在加杠杆,2007年联邦政府的杠杆率为42%,2016年达到86%.

杠杆在部门中进行腾挪的过程中,整个非金融部门的杠杆并未下降.不过,这种腾挪对经济的恢复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过度负债的家庭部门逐渐修复资产负债表,同时,联邦政府加杠杆、并与美联储量宽政策一起实施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市场;另一方面,起初资产负债表就相当健康的企业部门在经历短暂去杠杆后,加杠杆推动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部门来说,则出现了总体性的金融去杠杆.不过,即使在金融部门内部,也并非所有部门去杠杆.将金融部门分为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等三类,我们发现仅有资产证券化产品发生了大幅度萎缩.

进一步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分类,又可以看到,实则是次贷证券化产品出现了大幅度萎缩.按照经营机构分,美国证券化产品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GSE(Government-sponsoredEnterprises)发行的证券化产品,主要经营的是合规按揭贷款.由于有政府信用支持,我们称之为“公营”证券化;其二是私营金融机构发行的产品,称之为“私营”证券化,主要经营的次贷.做这样的分类之后,可以看到(图一),大幅度萎缩的是后者,其最高规模在2008年达到4.6万亿美元,现在只有1.2万亿;前者的规模在2008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达到8.7万亿美元,高于2008年的8.5万亿.

因此,综合危机后美国杠杆结构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去杠杆“去”的都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杠杆,包括家庭部门的杠杆和次贷证券化.非金融企业先去杠杆、后加杠杆,扣除证券化后的金融部门则是稳杠杆,为经济向上转折提供了条件.

新兴产业需要“钱”

美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钱”至少不应该那么“热情地”拥抱房地产.然而,我国的“钱”恰恰是在2009年危机后更多地流向与房地产直接、间接相关的行业、部门.这其中部分原因确实在于危机打击之下,实体产业投资机会匮乏、投资回报低迷.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我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向上转折的时点.在经过多年的痛苦调整之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产业正在产生大量投资机会,这些产业需要“钱”.

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大幅度超过了制造业.2016年第三产业拉动GDP3.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仅有2.5个百分点.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的服务业化阶段.经济进入服务业化阶段后的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鲍莫尔病”: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服务业化将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甚至陷入停滞.发达经济体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否能够超过制造业,决定了经济体能否迈过门槛进入高收入阶段.根据统计(图二),在我国的二产和三产劳动生产率中,三产一直低于二产,但一个良好的迹象是,差距在不断缩小.2016年三产人均产值已经相当于二产人均产值的90%.如果这种差距缩小的趋势能够维持,在2018年三产劳动生产率就能够与二产持平.

三产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其内部结构的优化有着密切关系(图三).将三产分为“传统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FI RE ”(金融与房地产)、“其他服务业”(包括信息技术、计算机通讯以及科教文卫等),“其他服务业”的比重稳定地保持在整个三产增加值的39%左右,2017年1季度更是突破了40%,达到42 %.与此同时,“传统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制约三产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科教文卫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依然处于“事业单位”的体制束缚之中,效率低下,人员臃肿.如果在十九大之后能够加快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三产将迎来更快的发展.

新兴技术吸引“钱”

无论哪个行业被归为“新兴”之列,“钱”的流向归根到底取决于投资回报,而投资回报归根到底取决于技术进步.近些年,我国技术进步的成就显著.诸如歼20、运20、C919、空间站、量子通讯等等,皆耳熟能详.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自全球危机后加速上升,2013年超过德国,2016年比2015年增加46%,达到43131件,接近日本的水平.

在专利申请数量加速上升的背 后,是大量的研发经费投入.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达到1.55万亿,较2009年增长近3倍,规模仅次于美国.从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GDP)看,2015年超过了2%,与美国(2.74%)、德国(2.84%)和日本(3.59%)相比,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研发经费的来源方面,政府经费占比从2000年的29%下降到2015年的15%,企业经费占比同期由60%上升到77%.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企业研发经费占比超过75%的国家.

从制造业内部看,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均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是近些年我国技术进步非常显著的行业,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分区域看,2015年全国有8个省市研发投入强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除了陕西之外,其余7个省市均为东部沿海地区——全球危机后这些地区都在经历深刻的产业结构演化,一方面是制造业升级,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的服务业化.因此,这7个沿海省市较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一定是反映了在服务业领域的技术进步,这与前述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投资结构的变化是相契合的.以投入强度高达6%的北京为例,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接近2万亿,第二产业仅为4800亿.

除了技术进步之外,资本投资的效率也是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资本投资的效率、即资本边际报酬随资本产出比递减,其直观含义非常明显:资本过多,则资本投资的回报就较小.以1970年为基期,计算并比较各国资本产出比的增幅,2015年我国资本产出比为1970年的5倍,美国、德国和日本分别为6倍、7倍和9倍;金砖国家中,巴西和南非也高于我国,印度与我国相近.我国较低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较高的资本边际报酬,从而资本投资还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本赘言的末尾,笔者想重点强调几点:第一,“钱”应该去哪,归根到底是由市场决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即将冲刺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之际,在产业和经济结构深刻变化之际,最好让各种产业政策、金融资源配置政策走开;第二,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更应该关注“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随着经济发展,金融体系必然日趋复杂化,这一方面当然意味着不能再依靠指哪打哪、配置资源的“长官意识”,另一方面也提醒有关部门,需要密切跟踪分析资金的动向和机制,需要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实时的数据监测系统,防止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发生;第三,对于本书中提及的各种金融创新,需要用辩证统一的思维去分析,既不能一味纵容,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些年我国的金融创新体现了我国金融机构在管理、技术和业务拓展等领域的进步,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令十年前鄙视我国金融的发达经济体同行也发出感叹.有人将之诟病为“逐利”,但逐利又有何不妥呢?

曾几何时,阻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当事人都不逐利,乃至不干活,不思进取.没有逐利驱动的创新,监管附加于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就无法最小化,监管本身也必将固化,以至于监管存在的必要性亦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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