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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突围繁昌渡江纪（下）
隐蔽
陈仁洪、马长炎他们和部队告别后,就从东流山上撤了下来,向着声稀疏的方向转移.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树木茂盛的山谷,沿着山坡往下是条蜿蜒弯曲的山沟,夜晚可以听到“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根据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们决定在这里隐蔽下来.
在半山腰稍平整的地方,大家用松树枝搭起两座窝棚住了下来.山下敌人搜山的嘈杂喊叫声,一时也没有停息.山上不能生火做饭,只好用盐、猪油和生米拌着嚼.时下正是数九寒天,一行人还只穿着夹裤,一个个冻得脸色铁青,牙齿上下不停地打颤.雨不停的下着,他们只能以几块小油布遮挡.睡在铺有树枝的地上,雨水就从身过.雨停了,北风又裹着鹅毛大雪,向破陋的窝棚袭来.浸在雨水里的脚已让厚厚的雪埋上了.脚冻僵了,脸和耳朵就像针扎一样的痛.
陈仁洪是被穿通胸部,失血很多,脸色腊黄,一点气力也没有.马长炎是被打穿了左肩胛骨,伤了关节,连续几天都在40℃的高烧之中,只要从昏迷中醒来,就会痛的直打滚.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依靠坚强的意志创造出了奇迹.没过几天,马长炎的烧也退了,陈仁洪也能慢慢活动了.
他们隐蔽的这山坡陡峭险拔,搜山的敌人来到这里,往往诓诈着吆喊一番,然后胡乱地朝山上放几声冷,就咋昨唬唬地走了.一天,搜山的敌人又来了.只听见一个敌班长向排长报告：“排长,这里没有人哪,太陡了！”敌排长一边骂一边说：“我不信,你他妈的真笨蛋！越是上不去的地方越要搜,说不定这儿有新四军的伤病员,快给我搜！抓到了有你的赏.”说着,敌排长便拨开树枝,带领队伍猫着腰攀爬上来.山坡上的十几个新四军官兵的心一下绷紧了,十几支口都对准了坡下.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永远地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
晚年已是济南军区政委的陈仁洪回忆道：“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鸣’的一声,就在我们潜伏的下面IO多米处窜出一头大野猪,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哔哩叭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敌人吓得不轻,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了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敌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
他们就这样在山上隐蔽着,不敢轻易下山.山上日子十分艰苦,生米早已吃完了.大家只能在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刨无毒的植物根茎充饥度命.2月底的一天,他们转到山坡背后的山梁上,远远看见山腰间冒着一缕炊烟,隐隐的还听见“汪汪”的狗吠声.这荒凉的山梁间还有人家居住,他们高兴极了.当晚,他们叫开这户人家的门．主人见是衣袖上“抗敌”臂徽的新四军,二话没说,立即迎进暖烘烘的屋内.
这户人家的主人叫冯志旺,是个木匠.他告诉陈仁洪说：“国民党查的很严,凡是路口要道都有哨兵,盘查的十分严厉.我家后面的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兵.你们千万不要下山.”在得知这些新四军还在山上露宿时,他毫不犹豫地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能住呢？”稍稍的顿了一下,他又说：“这样吧,我家后山有座旧木炭窑,已经多年不用,谁也不知道.里面挡风遮雨,比山上要暖和多了,你们住进去吧！”
当晚,冯木匠背了一大捆稻草,把他们领到自家的炭窑.他把稻草铺在窑里,大家躺在上面又绵软又暖和,和多少天来露宿在山坡上相比,真如同住到了宫殿一般.他们不便活动,冯木匠便隔三差五的以上山砍柴作掩护,悄悄地来炭窑,给他们送来饮食.在冯木匠的帮助下,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陈仁洪、马长炎的伤也好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一晃就到了3月,敌人的设防也不像以前那么严密,由于生活得到了保障,新四军战士的体质都有了恢复.更重要的是,他们就是在白天也可以大胆的在山上活动了.正是这段时间,他们收容了不少事变中失散的人员,队伍一天天扩大,由十几个人变成30多个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江南已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了.他们也计划着秘密渡江,寻找自己的部队.
1979年春,著名书厕大师、新四军老战士赖少其作诗《吊李务本》：“从来不信佛,何来阿弥陀.赤身入虎穴,浴血战倭魔.时危节乃见,国艰多折磨.遥天三叩首,我亦泪滂沱.”就是对新四军传奇英雄李务本在皖南事变中隐蔽突围的真情回忆.
1941年1月下旬,李务本一行8人由石井坑突围出来,从枫林渡过青弋江,来到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
当时,国民党繁昌县政府已由县城迁至赤沙八分村,距狮子山也就十里左右.李务本在小和尚的帮助下,背着两捆稻草,夹着一床棉被,来到庙后山上的一个坪子隐蔽了下来.小和尚告诉他们,就是在前天,新四军有300多人从这里经过.县长徐羊我知道后,派人送来信劝降这些新四军.
正说着,只见从山下上来两个人.经过盘问才知道是送信的老百姓,他们带来徐羊我和民团团长的信,信中仍误以为他们是前天上山的新四军,徐羊我目前无力量武力解决．只得抱着侥幸的心理,再写了这封劝降信.
看过信后,李务本心中窃喜,不如将计就计.他告诉送信人：“回去告诉徐县长,要我们下去可以,但是,总要给我们一些补充才行.我们300多人,有机6挺,长短300多支.必须给我们每人发6块银洋的饷,马上送来两担米,要派正式的代表来谈判.如果不答应,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我也不写回信了,就照我说的转达,时间以今天为限.”
当日下午,县政府果然派人送来了100多斤大米和半只猪,还有2000多元交通银行的法币.他们美美的吃了一顿后,乘着夜幕,带上剩下的米和猪肉,悄然打开庙门,迎着扑面的寒风,直奔前面的山峰而去.他们由赤沙八分村来到戴冲,在这个隐蔽的山沟里,他们遇到了一户李姓一户唐姓的热心老乡.在这里有吃有住,过了一段难得的安逸生活.可是,归心似箭的他们心中时时刻刻惦念的是过江归队.
秘密偷渡过江可谓是闯龙潭虎穴,因为,沿途的库山和泥埠桥都驻有日寇和汉奸.2月的一天,已近春节.傍晚,他们告别了戴冲唐大嫂一家出发了.刚过马家坝,便和70多个日寇遭遇了.他们一边打一边撤退,一直退到小团山才摆脱了日寇.在小团山隐蔽了一天,当日的下半夜,他们又赶回戴冲.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又告别戴冲,谁知刚到红花山便又与日寇遭遇.他们势单力薄,只与日寇打了几,又从小杨岭撤回戴冲.
唐大嫂见大家着急的样子,便说：“我给你们想个法子,你们在一起行动,目标大,不如先派一个人先过江探探路再说.”一句话提醒了他们,因为李敬贡有良民证,就派他独自去了江北.第三天下午,李敬贡从江北回来,同来的还有宋德本.李敬贡告诉李务本,新四军七师已在江北成立,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张、曾二首长向大家问候,并让宋德本具体负责帮助他们过江.宋德本告诉李务本,明天下午,他带着他们去找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让他找船找机会过江.
宋德本带着他们在一百步找到了金涛,金涛告诉他们,晚上过江不如早晨过江安全,晚上偷渡是常态,所以,日寇查的格外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新四军会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江,这叫出其不意.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色,金涛把他们带到油坊嘴,安排他们上了木船.江风拂面,朝霞已把江水映得一片殷红.扬起风帆,他们站在船上挥手向金涛向繁昌人民告别,安全地到达江北.
突围
1940年Il月下旬,皖南特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布置新四军北移后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铜陵和繁昌县委不得北撤,而要原地坚持斗争.12月24日,繁昌县委在旧县（今新港）大磕山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坚持敌后斗争的问题.皖南事变发生后,繁昌县委又在大磕山召开会议,主要布置收容和护送突围人员的任务.1941年1月6日,县委书记罗峰牺牲后,县委迁驻沿江保兴和江坝一带,直接领导收容、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过江.
1940年秋．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派员来繁昌扩大游击队.事变后,游击队在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失散人员的收容和护送过江任务.繁昌县委还专门建立了收容护送联络站.据束延海回忆说： “皖南事变发生．我受组织安排,在鸭棚嘴沿江一带,建立收容突围新四军的联络站,由金涛同志领导,收容工作持续有八个月时间,收容并护送过江的新四军共有好几百人. 联络站设立在一块玉的胡建明家,他家开了个猪肉案子,门前树立一根肉望杆子.肉望杆子是告诉人们有否的标志.此时,杆子竖立着表示没有敌情,可以来人联络：反之就不能来.具体工作由支书方亮东负责.皖南事变不久,腊月二十八日,新四军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来我处,他说有四五名突围人员已到了湖阳冲,准备过江.我立即派了民兵,挑了赶做的几担玉米面粑粑送去.当夜,我带了几名侦察队员到白象迎接,后安置在谢边、姚边、鸭棚嘴一带几户基本群众家里.其中一部分同志负了不同程度的伤. 这批新四军来到这里,个个换上,伙食上群众宁愿自己吃差些,供给他们好的饭菜.一百步的一户群众蒸了100斤米的团子,被刚迎来的新四军吃光,不要一分钱报酬.像这样爱护新四军的例子可多了.
为了安全过江,积极筹集船只,由殷少南、伍绍祥等搞鱼的组织了十几条船.这一批突围人员是在春节后初三、初四两天夜里安全过的江.” 军部与江北游击纵队和四支队的人员往来、交通联系,以及南北物资的运输,无不由这条连接大江南北的交通线完成.这条交通线一般是：云岭一北贡一烟墩铺（或三里店）一戴家汇（或峨岭）一中分村（或赤沙）一红花山一马家坝一泥埠桥一油坊嘴.这条交通线中的每个交接点都有交通站,行程便捷安全.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三支队指挥部所在地中分村.
这条交通线既可避开沿途日伪军的封锁线,也无需经过国民党的防区.过了中分村,由铁门闩向北进入红花山敌后,交通员分布在各个交通站,召之即来,各司其职,就像接力赛一样的传递,直至送过江,十分安全.这些交通员在皖南事变突围繁昌秘密渡江中功不可没,他们是：红花山刘永升、刘永芝、杨尧友等,马家坝王安胜等,油坊嘴徐孝乐、张元首等,窑头渡口鲍明贵、翟兆春、王后发、刘其作等.
三支队在铜陵、繁昌的两年内,由这条交通线来往于大江南北,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安全事故.1939年5月初,军长叶挺和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江北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军部教导队和军部服务团三队近百人.他们的过江路线就是由中分村到红花山到小磕山,然后再插到油坊嘴过江.
谭震林多次派温玉成、彭胜标、马长炎、傅绍甫等到江北扩军、筹钱粮,他们走的都是这条路线.1940年8月,三支队五团三营到江北扩军,他们在无为、巢湖和定远等地扩军,往返来回都是这条交通线.
正是因为这条交通线的安全可靠,赖少其作词,何士远谱曲的《渡长江》,才能在三支队中口口传唱,歌中唱道：“划哟呀,薄雾弥漫着江面,江水冲击着堤岸,我们要渡过长江,饥寒困苦算得什么？敌舰上下弋游我们不怕,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当这黑沉沉的午夜,我们要渡过长江,获得更大的胜利.”“长江是我们的”,这种革命的豪情壮志是建立在繁昌人民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奉献精神之上的,繁昌县高安乡渔民陈从启一家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时任繁昌县委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滕在柏回忆说：
“那时高安桥一带政治情况很复杂,西边旧县镇有日本人和反共团联合驻防,东边矶头山一个日寇小分队据守,东西股敌人和隐藏在人民中间的汉奸特务暗中勾结,对这段大江的南岸构成一条封锁线；长江水面上,日寇的小汽艇日夜巡逻.这一切给渡江北上造成严重威胁,增添了很大的困难.在渡江北上的工作中,船民陈从启在他的父母大力支持配合下,英勇搏斗了几十个黑夜,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没有牺牲一个同志.
一个漆黑的深夜,我通知他护送十几个同志到对江六洲.船划到江心．突然东边驶来的一艘日寇小汽艇,不时用探照灯对江面恶狠狠地扫射、搜索,情况很是紧张,船上十几个同志做好战斗准备,主张抢渡过去.陈从启坚决不肯,当机立断,调转船头,使出全身力气,向黑沙洲东侧内江猛进,让革命同志上岸隐蔽,自己留在江边观察敌艇行动,最后仍按计划完成任务,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发生.
当时的滕小村是新四军渡江北上的一个秘密集结点,离高安桥五里路,陈从启和他的父母采取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形式与我直接接头,然后护送突围人员过江.”
新四军突围到繁昌后,多数情况下是不能随到随送,及时过江,只得分散的隐蔽在江边群众的家里,等待时机过江.江边群众几乎家家都有秘密的藏身之所,不是挖地洞就是做夹墙．尽管敌人常常来搜查,可往往是扑空而去.
早在1940年10月,新四军渡江指挥部就在与繁昌仅一江之隔的无为县临江坝成立,曾希圣任指挥长,张正坤、孙仲德任副指挥长.三支队五团二营五连已在无为白茆洲组织了百多条船,以备新四军北移之用.后来,皖南事变发生,船只被毁,大江被封锁.曾希圣、孙仲德仍然负责事变突围人员偷渡过江的接应.与繁昌只一江之隔的无为县委组织力量,筹集船只,迎接突围偷渡人员.就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从繁昌成建制秘密渡江的有：
1月19日,黄火星、刘别生、张云龙带领100多人,从繁昌油坊嘴秘密渡江到对岸无为白茆洲.
1月25日,巫希权、鄢庆凌、张玉辉带领三个连和一个短队300多人,在狮子山休整IO天后,从繁昌油坊嘴秘密渡江到无为泥汊.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
1月26日,袁大鹏带领80多人在江边隐蔽6天后,从繁昌油坊嘴秘密渡江.
2月上旬,张福标、沙林带领二三十人,从繁昌江边秘密渡江.
2月20日,张闯初、杨采衡带领百余人,从繁昌秘密渡江.
4月底,李志高、谢忠良及陈仁洪、马长炎等六七十人,从繁昌泥埠桥秘密渡江.
除了这些成建制的秘密渡江外,零星分散秘密渡江的,几乎每天都有,时间持续有4个月.这些偷渡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是在经历了生死之劫后保留的革命种子,他们是新四军七师组建的有生力量,是中国革命的砥柱中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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