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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态度之比较
科举制度为儒生们提供了步入上层的机遇,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界限,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然明清以降,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程式拘于八股,科举的落后性已暴露无遗.《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都对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鞭挞.从此切入,笔者比较了两作对八股科举看法的异同,审视八股科举的毒氛及文人的逐步觉醒.大而言之,蒲松龄是以“个中人”的心态,控诉着科举的不公,热腔骂世,冀望改良；吴敬梓则以“过来人”的心态,暴露着科举的腐败,冷板敲人,与之决绝.
科举之弊与科举之利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诞生.明清时,以八股取士,科举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业已泯灭,而腐朽性则暴露得更鲜明.《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都揭示了八股科举造成的恶果.聂绀弩先生曾指出：“以致可以说,《聊斋》里面有一部《儒林外史》,甚至可以说,某些地方,连《儒林外史》也不及它的痛切.”就两作对八股科举各方面危害的揭露而言,笔者同意这话的前半句.《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危害的描述,《聊斋志异》都已基本触及（虽有深浅之别）,而这正是许多论者所忽视的.
科举在原则上为儒生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而这一点在明清时也破坏殆尽,因而造成大批士子才不获展、进身无门、赍志以没.对此,蒲松龄有切肤之痛而能明察秋毫.他描绘了因科举不公造成的“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的现象.《叶生》中,叶生“文章词赋,冠绝一时”,深受邑令丁乘鹤赏识,却屡困场屋,以至抑郁亡身.《贾奉雉》中,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后以平日粗滥不堪之句连缀成文,竟中经魁.其他如《三生》《于去恶》《司文郎》中无不反映了这一事实.面对是非颠倒、朱紫莫辨的科场,蒲松龄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懑,矛头直指考官,斥考官或不学无术为“师旷式”的盲试官,或枉法,为“和峤”式的钱财迷,且对前一类群体,抨击尤力.可见,作者意识到这是普遍现象,认知颇具深度.《儒林外史》对科举的不公亦有涉及.如周进当了学道后,凭主观好恶,随意点黜,杂学旁搜的举子皆遭惩罚.审范进文时,先觉不通之极,转瞬又觉字字珠玑,根本无客观标准可言.为一句戏言,让范进关照举子荀玫.同写科举不公,吴敬梓多用曲笔,在情节的自然流动中显态度,冷峻而客观.
八股科举造就儒生普遍空疏无学.八股文体制僵化,且要“代圣贤立言”,毫无个人见解,加上应运而生的“程墨”选本畅销,士子甚至不读《四书》亦能考中.蒲松龄对此痛心疾首.《嘉平公子》通过人鬼相恋的故事,讥嘲“风仪秀美”而别字连篇的秀才,使女鬼都深以为耻,长叹“有婿如此,不如为娼”.这是何等辛辣的嘲讽,何等切齿的热骂.《苗生》中,从苗生的视角,描绘了一帮俗不可耐、互相吹捧的腐儒酸丁,寄寓着作者深广的忧愤.《儒林外史》中,张静斋不明本朝历史,汤奉、范进随声附和.号称选本行销华北五省的匡超人,不知“先儒”何义.老选家马二没有任何美感,且不晓李清照为何人.这些儒生们知识贫乏得惊人,眼界狭窄得骇人.相比之下,蒲松龄痛感斯文之扫地,儒生之俗烂,热嘲之意显见.他往往抑制不住跳出来发言,或借人物之口表态,如狂涛之怒卷.吴敬梓则见惯不惊,冷讽之意时出,在精采纷呈、纡徐舒缓的叙述中寓机锋,如潜流之暗涌.
八股科举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毒化社会,腐化吏制等,然而最让人痛心的是它对人心灵的戕害、精神的扭曲和人格的践踏.蒲松龄对此亲历亲闻,非常痛切.《王子安》中,王子安久困场屋,困顿异常,一日醉后,竟因郁结而产生,梦见自己点了翰林,“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便大呼长班.其精神的变态,人格的贬损可笑复可悲,可怜复可憎.《叶生》中,叶生赍志而没后,竟代丁公子再战场闱,证明自己屡试不售非战之罪,博得阿Q式的,这种死而不已的科举情结,可敬耶？可悲耶？《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中举前受尽了社会的冷落和亲人的白眼,长期隐忍着欺凌侮辱、愚昧麻木,将全部的人生价值和意义维系在科举上.长久难释的郁结形成严重的心理病症,以至演出了周进头撞号板,范进闻报而疯的悲喜剧.这种心理不健康的失态凝聚着多少青春的浪费和心灵的荼毒啊！不仅如此,八股余炽还祸及妇孺,鲁小姐精于八股,还熬夜拘四岁的儿子读八股.匡超人由纯朴的青年变为无耻的骗子.由此可知,八股科举对人性的摧残是何其惨烈,吴敬梓对八股余毒的揭橥令人扼腕,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这正是吴敬梓比蒲松龄深刻的地方.
综上可见,《儒林外史》中对八股科举危害的暴露,在《聊斋志异》中基本上都涉及了,由此说《聊斋》里有一部《儒林外史》很有见地.但若说《儒林外史》不及《聊斋》痛切,则不敢苟同.
两作的重大分野在对八股科举制度本身的看法.若说蒲松龄对八股科举制度毫无保留地赞同,有些厚诬前贤.《贾奉雉》中,贾生力主文章“贵乎不朽”,不愿以烂八股苟合取容,并借郎生之口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鄙夷之态溢于言表.被称为作者自叙传的《叶生》中,叶生以“文章词赋”著称,倍受称赏.蒲松龄本人除制艺外亦博闻强记,致力于诗词、俚曲等文体的创作.因此,笔者认为,蒲松龄隐约朦胧地意识到以八股取士束缚士子才情,不能全面考察人才.仅此而已,理性自觉地开拓尚未展开.蒲松龄在反映八股科举的流弊时,融入自己的闻见感受,写来感人至深,字字血泪.然而他关注的焦点在科场的不公正上,因此批判定位在具体的操作者上,即考官的无能和.他对八股科举的认识尚未超越感性的层面,换言之,即还未上升到对制度本身的批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韦纳说,如果我们把失败归因于不稳定因素,那么期望不会因失败而变化,我们会再试一次希望成功.蒲松龄即如此,将考生的失败归因于试官及命运等不稳定因素,所以他对瞎考官的抨击尤其激切、猛烈.由于身历其中,体会深刻,语语击中要害,酣畅动人.蒲松龄痴迷科举,五十多岁“犹不忘进取”,甚至年逾花甲尚“白头见猎犹心喜”.他之所以九死未悔地追求科场得意,是因为坚信自己的落拓不遇由眼鼻俱盲的考官酿成,而与制度本身无关.失志时,他带着切肤之痛,怀着满腔悲愤控诉着八股科举.被推上受审席的是具体的考官,真正的罪魁祸首——八股制却逍遥法外.他站在科举迷的立场看,是局内人,虽然“到底意难平”,却相信这只是“美中不足”.于是,在《考城隍》中,作者幻设出阴间有个公平的八股科场,人尽其才,以满足自己的“白日梦”.在《叶生》中,藉叶生死后再战夺魁,以恢复屡试不售造成的心理失衡,确证自己的八股实力.在《新郑讼》中,更公然为八股文辩护：“谁谓文章无经济哉？”可以设想,在蒲松龄心中,只要八股科举遵从公平竞争的原则,只要考官有能力且公正,这种制度仍然是无可厚非的.蒲松龄终身沉迷科场,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他载着微茫难求的信念,坚韧地一次次尝试,渴望遇到伯乐式的主考.可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希望一次次被粉碎.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八股文化熏染下的社会悲剧.
蒲松龄对八股制是基本认同的、亲和的,吴敬梓则是彻底否定的、反叛的.吴敬梓是理性气质很浓的文学家,在铁的事实教训下,三十六岁就勘破科场的污浊和八股制的不合理,绝意仕进,笑傲泉林.他经历了看重科举、看轻科举到与之决裂的人生三部曲,他将考生失败归因于八股制这一稳定的因素,因而不再困惑,不再迷茫.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具体作品亦当作如是观,由范进到杜少卿,由灵魂的拷问到彻底的清醒是吴敬梓的心路历程.因此,他才尖锐地质问：“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他才在小说开篇伊始就否定八股科举制,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可见吴氏认识到八股制是罪恶的渊薮,他秉持公心,不仅批判科举不公、考官无能,而且深入到对制度不满的层面.小说开头借王冕之口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批判的锋芒所向,是法即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与腐朽,而不是具体操作者的无能.吴氏的机锋所指,是八股的内容狭窄、程式僵化对人才的毁灭,及其引起的“一代文人有厄”的严重危机.在这种制度下,只会生长出像张静斋、严贡生、匡超人这样的“恶之花”.这种制度下遴选造就的人才,只能是不明本朝历史,不识苏轼何人,不知“先儒”何义的低能、愚蠢之辈,只能是大堂上响着“板子声、算盘声、戥子声”的凶狠贪婪之徒,只能是作诗都用“且夫”“尝谓”等八股字眼的浅陋、粗疏之流.此外,吴敬梓钦慕魏晋名士的放任达观、愤世嫉俗,敬仰阮籍以身对抗名教的风范,加之颜李思想的濡染.这一切,使吴氏能跳出牢笼之外,保持适度的距离看清八股科举,揭批自觉、深入,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八股科举制度的腐烂与霉变,成为高举反八股科举大旗的斗士.
两相比较,蒲松龄不识八股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入而未能出,对科举制度本身的看法是肤浅的；吴敬梓则在局外冷眼旁观,故看得真切,是入而能出,因此对问题的认识是深入的、本质的.
两作创作方法与笔法的差异造成了“骂世”与“醒世”两种迥异的接受效果.《聊斋志异》主要采用浪漫夸饰的创作方法,真幻相生,迷离恍惚,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变形来突出事物的本质,给读者留下深镌难磨的印象.在《司文郎》中,盲僧以鼻嗅文辨优劣的构思,想落天外,神思飞越,妙不可言.作者往往在作意好奇、幻设无端中,鞭辟入里地嘲讽无能的考官.在《三生》中,因考官目中无珠而落第,愤懑而卒的士子,在阴间告状,要挖掉考官的双眼,以为“不识文之报”,将对盲考官的义愤发泄无余.《叶生》中,叶生死后仍然能代人再战场屋,一举高中,尽抒士子们落拓不遇的遗恨,精妙入神.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自云：“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他正是怀着这种“狂”与“痴”,讲述着诸多儒生在科场挣扎,惊心忧目的人间悲剧.凡此种种,尚不足泄蒲氏之“孤愤”,他还在篇末的异史氏云中,反复阐释其主旨,骂尽考官,希望彰显天道公理于天下.作者以被誉为“鬼之董狐”的干宝自比,用异史氏云卒章显志,规摹史家笔法的意图显而易见.故何彤文说：“至其每篇后异史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列传神与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而且小说基本都用直笔、显笔,来传达作者的愤激和牢骚.然而从接受角度而言,尽管人物形象鲜明、丰满,尽管情节离奇、曲折,但过多运用直笔、显笔,几乎没有“空白”和“未定点”.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读者判断的权利,留下的回味、思索的空间相当有限,也影响了读者向纵深求索,这造成了力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接受效果,同时也是其主题不易识读的原因.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采用高度写实的创作方法.作品中许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是作者熟悉的,写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作者在原型的基础上集中提炼,使之成为典型,增强了作品的辐射力与穿透力.通过周进、范进形象的塑造,写尽天下寒儒科场失利的辛酸和血泪.通过匡超人的堕落变质,蕴涵了八股科举对士子灵魂的鲸吞蚕食.在构思中,作者也不乏奇思妙想,但总能以深入本质的抽象和鲜活真实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冲击.无怪乎惺园退士说：“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正是吴敬梓基于现实生活的高度写实和概括,才使沉迷科举之人产生“对号入座”的恐慌.这对他们的本质揭示得实在太深刻了,连仅剩的隐私和尊严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无怪乎《儒林外史》获得“烛幽洞微,物无遁形”的赞赏.这一切也得力于作者对史家笔法的仿效.书名为外史,实可谓明清时读书人的正史.他不同于《聊斋志异》对史迁笔法的规摹,而是对“春秋笔法”的效法.套用“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也可说：“吴敬梓成《儒林外史》而八股科举迷惧.”作者在小说中基本上以局外人的姿态,展示着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笑剧、闹剧,叙述的语调平缓而滞重.作者不急于表态,其言外之意只能在沉潜吟咏中体味,作者不急于介入,而是用曲笔、隐笔呈现出沉重、真实的生活剧,褒贬之意须于字里行间感悟.如果说《聊斋志异》中作者是显在的、讲述的,他站在窗口,告诉你这世界发生了什么故事,那么《儒林外史》中作者就是隐含的、展示的,他领你到窗口,让你自己看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接受的角度来说,作者只是将八股科举的痈疽割开展示给你看,而不加任何评判,爱憎好恶却尽寓其中,从而形成一种“召唤结构”引导启发受众,使其在欣赏中有无穷无尽的回味、思索,调动其审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进行二度创作.如此看来,《儒林外史》可谓余味曲包,情韵绵邈了,这也是其主题至今聚讼纷争的症结所在.
笔者无意轩轾两作的艺术成就,也无意评判两作的优劣贤愚.蒲松龄、吴敬梓两人都看到、感受到八股科举的弊端,并把目光投射到这一社会热点问题,但在认知的深浅上却判然有别.蒲松龄重点写了科举的不公和考官的无能,只批判了具体的人和事,怀着当局者的愤激、怨恨热腔骂世,因而是感性的皮相之论.而吴敬梓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透析,怀着痛定思痛的沉静,主要揭批腐朽的八股制度本身,这种理性的反思倍受后人击节赞叹.正如黄安谨所说：“其实作者之意为醒世,非为骂世也.”以人为喻,《聊斋志异》所表现的痛切,是皮外伤引起的苦楚,《儒林外史》所表现的冷隽,是机能坏死引发的无望.当然,认识的差异也与两人的身世际遇、气质风度、时代先后有关,兹不赘述.但是,我们可以说,若无蒲松龄奋进揭竿于前,可能就没有吴敬梓踵武超越于后.
（选自《明清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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