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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子改造中的价值认知和观念碰撞
在非遗保护的热潮之后,近年来“建成遗产”（builtheritage）——以建造方式形成的文化遗产,开始备受重视.名城、名镇、名村的认定、资金配套和工程整修等一系列工作在各级紧锣密鼓地推行.围绕建成遗产的利用,亦延伸出酒店、民宿、文化旅游等庞大产业集群.诸多建成遗产里面的“老房子”,不单是文物建筑,而且还是有人居住的场所.规划专家邵甬将之定义为“人居型遗产”,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物质和非物质遗存,沉淀了诸多文化,所以具有吸引保护举措的“遗产性”.另一方面,人们生活、工作、居住于其间,人的居所每天都在活生生地变化,因而具有“生活性”.[1]
与之相应,笔者观察到,常言所谓的“老房子”作为人居型遗产,沉重与轻飘并存.房子“沉重”,乃是因其承载了或者说被赋予了太多意义、功能和期待,它往往既是住房又是文物,既是作坊又是遗产,另外在保护过程中不同的价值理念相互碰撞,使得房子很容易成为矛盾的核心.房子“轻飘”,则指面临政策红利、资本进驻和人才关注,物质遗产面临各种腾挪变化、改造整治,诸多变故有可能让老房子本身的价值与社区文化剥离.
邵甬指出,人居型遗产的双重属性以及目前的技术、制度局限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工作要求：制定保护举措（包括法规、规划）时,要能兼顾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保护原住民利益；同时,遗产工作者不但是从事规划政策的制定者,往往还需要扮演综合制度设计者以及社会关系斡旋者的角色.[2]丽江、平遥等地的遗产旅游及商业开发对当地自然、文化和社会结构已经造成的强烈冲击也说明,人居型遗产是社会发展及文化保护的一大难题.
笔者将结合一个叫做观山的案例来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缘由,即遗产保护中隐含的认知模式与价值判断.这里并非意指观山是一个失败的项目,相反,观山工作成效显著,探索出来的很多操作模式也为人居遗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是观山的典型性让我们了解到,认知及价值层面上的分疏,会给乡村建造带来哪些难题,并使我们认识到统一价值认知是遗产保护这类社会工程的基石.对观山的分析将有助于推动深层次的探讨,催动各方行动力量重新进行自我评估.以往相类似的研究讨论得比较笼统,本文则进入民居建筑以及遗产保护流程中的诸多细节进行梳理.
“视觉体验”制约民居的保护修缮
观山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观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所著称.该地因有经济作物,农民收入普遍较高.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本地区的遗产价值,聘请了优秀的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团队前来开展工作.该团队经过长期的准备,编制出详细的遗产保护文本,并在后期监督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遗产保护的工作范围涉及农作物园区保护、环境整治、传统村落保护等.本文集中探讨的是工作量较大、投入资金较多、矛盾较为集中的传统村落民居保护.
规划团队在观山的民居保护做到了一户一图纸：规划方为每户民居制定出保护修缮的指导意见,设计方出改造图纸,政府派出工作组开展说服动员工作,施工方进行施工.经认定为传统民居的房屋在前几年已经进入文物体系,分配给传统民居的修缮资金最高可达每户20万.然而规划团队调研后发现,当地诸多工作矛盾以民居保护方面最为突出,即扩建民居建筑的生产生活面积,使用现代材料、发展旅游经济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存在矛盾.
在采取措施前,遗产规划编制方一般根据当地传统民居的特征要素的程度,以目前民居与周边传统村落环境之间是否协调为标准,将现有房屋分为多个档位,分类而治.[3]例如在观山,一档即采用传统建筑营建技艺和材料建造的、保持传统建筑特征的民居建筑,获得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最多.四档为新建不协调建筑,指占地面积过大、高度超标、体量过大的建筑；或侵占水塘、水源地或重要遗迹遗址等选址不合理的建筑.分档是各地民居保护活化工作中最为典型、最为常见的一个基本步骤.根据民居所处的档位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支持.
民居分档的依据除了和传统建造体系的距离,包括是否采用传统技术和材料以外,显著影响房屋等级的依旧是外部景观,如是否替换了瓦片和彩钢瓦,外观是否模仿了木结构房屋,与周围环境是否协调等.可谓“颜值”制约了各类房子的遗产等级和保护措施.上述情况反映出一个普遍性的隐形价值判断：“视觉体验”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人居型遗产的价值和治理走向.[4]
当一个评审专家或游客从外观上去评判一个地方是否“原生态”、是否“美丽”、是否“商业化”时,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的并非一个场所是否赏心悦目,而是每日洒扫起居中,对生活环境的切身体验.很多在游客眼里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在当地人心目中皆属平常：一扇有精美雕花的门扇可能只构成堆放杂物的角落.[5]
以外部景观的保护作为衡量遗产保护的准则和方法,有其可行性和迫切性,从美学、艺术、科学角度维护物质遗存,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本文想要指出的只是与此相关的标准化操作和现代工程管理,对人居型遗产保护的“双刃剑”作用.一方面,在观山,作为文物建筑的民居,得到了技术上相对妥善的保护：腐朽老旧的木料得以更换,房屋的受力结构得到校正,耐久性和耐腐性都有了明显改观.然而在整治一新的同时,一度多样的民居变得更为整齐划一,人们的自然习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流变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正是日常生活里的人与生活场所持续演进的共生关系,沉淀着大量的文化,是遗产价值之所在.但由于现代社会及项目管理体系过多强调“视觉体验”,有话语权者成为抽离的日常生活旁观者,日常生活的交互、琐细、芜杂和开放遭到了遮蔽.
例如,遗产保护团队认为,掌台（即展台或晒台）是当地干阑式建筑的一个核心要素.当地驻扎人员包括施工方、驻村艺术家也认可人们有大量的活动在掌台上进行,如晾晒、洗漱等.规划文本认为“传统晒台材料为木、竹容易老化”；同时建议“掌台优先使用木材、竹子等传统材料,做好防潮、防腐、防蛀处理,不得使用混凝土、砖”.实际上,在民居保护工程中混凝土和砖制的掌台统一被替换为木料材质.长期驻扎当地的工程队成员对此的观察结论是,掌台由水泥砖石换成木材后,因为木材容易腐蚀、更替成本高,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避免使用掌台”或避免频繁在掌台上冲水.这无形中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习惯.上述观点也得到了另外一些长期在当地工作的人员的认可.笔者走访的当地人家没有如此明确的自我判断,但也多抱怨掌台木头容易烂掉.
此外,掌台无遮蔽,雨季晾晒作物不便.当地人多用塑料布搭建遮挡.很多人家在底层设有农作物加工灶台,灶台周围易被烟熏黑.对此,保护团队在考虑到民生需要后做出妥协性的调整：晒台在雨季可以使用规定范围的更为美观坚固的材料做遮挡棚,干季需收回；设置在底层的加工锅灶可以保留,但需要移到“非景观面”.当地有技术人员发出疑问,塑料布材质虽然不美观但是容易更替、成本低,“为什么当地用了十多年的材料就变成违规的了呢”？塑料布因为自身“颜值”过低而进入了不合规材料的范围.其他建筑上现代耐久的材料进入社区时,当地人采用与否的决定权在理论上也是部分让渡给遗产管理方的.将熏黑房屋的操作灶台转移到“非景观面”,更是直截地要求“生活”向“景观”做出妥协.而灶台烟气对房屋的熏染恰恰就是当地居民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在家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痕迹,反映出当地人对周边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环境的一种应对举措,只不过这种生产加工方式是近几年逐渐开始的.
当前人工与自然的合作共生关系越发被推到遗产价值的前台.[6]这种合作关系显然是综合而且一直在演进的.我们也不禁要问：难道生活新近演进生产出的痕迹不能反映遗产价值吗？遗产评定的部分标准是否过多地倚重了纯粹的审美标准？遗产评断的标准能否可以更倾向于“地方化”？
在制定何为传统的标准时,也存在相当多的超越审美的考量,牵扯到功用性、适应性和历史习惯等更为综合的因素.这又引导我们走向另一个常见的人居型遗产工作的隐形认知前提：原型论和复原论.
基于原型论和复原论的现实改编
在传统民居领域,确立原型即寻找某一类民居的若干核心要素,描绘出一种“纯粹”的、“真实”的、“本源性”的范式或模型.其他现有民居都被假设由“原型”民居所派生,修缮改造的方向也指向恢复为“原型”民居.由于在长时段里,民居一直在发展演变.因而其“原型”其实只能限定在某个时间段.如果民居的形制在近代以来没有激烈改变,则其在历史上复杂、微妙的变化可能会被简化或悬置.原型论的优势在于迅速抓住复杂现象的核心要素,从而能够设立一个核心标准,应对多种多样的情形.然而以原型来定义“何为真实的传统”,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以僵化的标准去裁剪永远在发生、一直在演变的生活,以高度理想化的概念去限定复杂的现实.这和人居型遗产的动态性特征构成潜在冲突.
观山的规划文本中对民居特征要素从以下方面进行了归纳：干阑式、平面布局、屋面形式、大木结构、材料工艺、装饰装修、火塘神柱,并要求修缮工程应使用传统建造材料、技艺和当地工匠.原型的定义并非单纯出于视觉考虑,而是集合了功能形制、历史传统、居住习惯、工艺习俗等多方面的要素.
例如,规划团队认为保持底层干阑层的通透性是保留民居特征要素的要义.一些居民用砖石或厚木板做底层围挡,则违反了通透的原则,需要拆除,仅允许使用栅栏篱笆式的半围合.这种规定显然不单是为了美观,也有气候适应性的考虑——干阑式建筑底层需要保持通风,否则木材易腐烂,也不利散热.所以“通透的底层”是一种超越视觉的,为了趋近于当地乡土建筑“本质”特征而提出的要求.然而在观山当地,密集围合干阑层的做法在一些人家已经开展了数十年,用砖石围合除了挡雨、增加使用面积外,近些年更迫切的动力是增加农作物临时储藏、初加工、售卖空间等生产性需要.保持底层通透的“标准”合乎历史传统也合乎建筑的适应性原理,却再一次和本地自然生长出来的新的日常传统相矛盾,自然会引起当地人的心理或行为上的抗拒.在实际检查中发现多户人家反复违规增加了密实的围合.
再如,火塘在国内传统干阑式房屋里是公认的一个常见要素,观山保护规划规定明确提出要保留火塘在核心的公共空间位置.有很多人家在接待外地游客或商人的过程中发觉客人认为火塘在室内烟熏火燎不干净.很多人家也接受了这种关于洁净的观点,或者为了迎合客商需要,要求将火塘放在外面或撤销火塘.当各地民居开始自然的进行自我更新,观山的火塘在传统民居中被强制性的保留下来.火塘的取舍效果反映出遗产保护团队有其合理考虑.一些新式房屋的人家在撤销火塘后,发现在冬季难以抵御寒冷,尤其一些体弱老人更需要烤火取暖,一些人家甚至重新设置了火塘.火塘作为传统民居的要素,有着维系公共交流空间及气候适应等深层次的价值,并非美学上的僵化设置.在这里规划文本立足的依据并非审美,而是恢复保持当地民居的“本质”,避免对外界理念标准的盲目跟风.
又如,规划文本规定原则上不许改变民居规模和平面形态,力图保持传统民居长期以来已经调适好的空间布局、房屋间距以及聚落规模.当地人随着对外交往和信息交流的增加,开始对居住空间有更多的面积要求和加高层高偏好.笔者走访了六户自家房屋已经完成保护修缮的人家,他们依旧抱怨说自家二层围板过矮.“原型”虽然具备自身逻辑的自洽性,却和当地人所向往的民居发生了错位.
另外,“原型”民居本身也存在历史有效性的问题.当地文化精英江先生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教育人士和民族文化传播者.他认为保护规划所归纳出的传统民居的核心特征丢失了一些关键元素如屋顶的某符号,并不是“真正”传统的样式.规划团队为取消屋顶符号给出的理由有二：第一,在保护工程开始前当地被改造的旧屋本身就没有这类符号.第二,他们曾和当地人就此洽商,百姓普遍说不装也可以.文化权威江先生认为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其理由是,保护工程之前所盖的所谓老房子“很多都是后建造的,而现在户主也是后出生的,根本不懂传统建筑.”文化精英与保护团队对于处在哪个时间阶段的“原型”才是原型存有分歧,从而才对房屋是否保留了真正的“传统”要素产生了异见.上述案例反映出原型论的立足点除了归纳核心要素的理想化建模外,还有一种线性的历史还原倾向.
很多遗产保护实践者指出较理想的一种情况是经过遗产教育,当地人了解并接受外来技术人员所归纳的传统民居的核心要素,接纳设计师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具备创新性的新民居方案,这样既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又没有违背遗产保护标准的要求.然而包括观山在内的实际情况表明,保留了传统核心要素的、精心设计的新式民居似乎不是当地人的“理想之家”.规划保护团队邀请了建筑师驻扎在当地,并在长期调研后,为已经部分丢失传统民居要素的房屋设计了提升改造方案,并将方案免费提供给村民.村民只是表面接纳了改造方案,将其当作获批改建房屋的工具,实际上依旧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不合保护要求的房屋改建.他们自己建设出来的房屋被一些技术人员认为是对外界的盲目模仿：没有考虑到新的建材和功能空间布局是否真的和当地气候、习俗相适应,只是盲目的追求“更大”、“更新”、“更现代化”——即便不从审美上考虑,也是比较粗糙的、欠周全的追风行为.在何为“好房子”这类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又引导我们走到另一个价值认知上的问题：发展共识下的策略分歧与操作壁垒.
发展共识下的策略分歧与操作壁垒
如果说文化遗产保护本身追求的是普遍性的突出价值,那么遗产保护这种牵连到多元主体的复杂社会工程,也需要找到各方的共识,才能有效推进涉及多方利益的工作.在中国现阶段,保护文化多样性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但仍无法取代“生存发展”作为共同价值观基石的地位.当地人要求的是以生活水准提高为指标的“发展”,政府和遗产专家也在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而奔走,他们的基本假设是遗产荣誉会给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带来长远的利好.然而,双方对发展的策略安排并没有达成彻底的共识.前者着重实际的、马上能看到的改变,政府和专家之间虽有分歧,但都认可为实现远期利好目标值得放弃、牺牲眼前的利益.所以在几次走访中,地方政府包括当地村干部都感叹说改变当地人“短视”、“只顾眼前”的想法,是最头疼的事情.在民居管控上,往往检查的人前脚走了,当地人后脚就把新房子盖起来,之前的宣教和政策阻止都没有起到根本作用.同时由于一些管理上的缺陷,地方政府的工期、施工效果有时候也会和预先通知不符；在当地居民这边,阳奉阴违逐渐成了当地惯有的做法：口头答应政府遵照规定但实际上依旧按照自己想法来.在一次次说服、应允、违约的来回双向拉锯中,政府和居民的诚信信誉都在互相抵消贬值.这导致遗产保护管理的实际工作局面趋于复杂棘手.
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主要是高位推进、政府主导的操作路线.近年政府购买外来机构服务的数目在迅速增加,但外来机构进驻提供服务以及社区参与仍旧面临很多操作壁垒.机构进驻能否长期在地、融入当地社会？完成具有一定效果和公共传播力的项目后,项目效果能否长期转化为社区赋能？一旦当地人形成一种“反正是政府要管的,我不用负责”的心理预期,必然导致社群本土经验和自我建设能力的流失.观山当地的政治和文化权威都流露出来对年轻人的本土知识加速流失的担忧.观山的保护团队也在试图通过在地展览及乡土教育的方式来改善这种局面,努力提高社区参与程度,实施成效还有待观察.
余论
建筑学者王冬曾在多年的乡村营建实践中总结经验,指出村落建造更多是一种社会整合过程,“建造各方的利益博弈、资源分配、人际关系、资金投入、生产组织、合同契约等问题犬牙交错、异常复杂.”[7]王冬认为需要一种“村落建造共同体”,即村民合力、社会各方协力建造的模式,把村民、民间精英、村干部、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施工方、政府、投资方等统筹起来,建立具有一定组织性的商议机制.共同建造的理念在观山规划文本中有所体现,例如要求成立保护小组,吸纳长者和宗教人士参加,对涉及原住民社区利益的服务,应与村委会、村民小组、保护小组等社区管理组织共同协商决定,等等.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有关建造的遗产保护修缮实践矛盾重重,村民、规划方、施工方、政府管理方、外来文化机构彼此都有无法让其他人理解的理念.合力共建的共同体在诸多认知和价值标准上难以达成共识,连同其他管理环节上的堵塞不畅,让社区自我驱动以及村落建造共同体发挥作用变得非常困难.
在当下传统复兴的潮流中,我们经常在各类媒体上看到类似“建筑师爆改老房挽救一个乡村”的叙事逻辑,并配之以让人向往的美景佳居.而光鲜的美图背后,当地社区究竟能从媒体明星项目中获益多少,中间是否产生了其他问题都还需打一个问号.为当地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社会工程,需要长时间的社会关系磨合以及理念方法上试错与妥协,景观的升级改变或许能在短期内增加一个旅游或民宿生意热点,但和实现乡村振兴完全不能等同.老房子在改造修缮工程中呈现出可以腾挪变换的轻盈体质,物理空间如期升级变美了,那么“工程之轻”能否承托住那拴缚它也滋养它的“生活之重”？老房子的形象变身后,它牺牲掉的、被打碎掉的文化,可能和新建设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在人人都通过外部景观、图像来认知世界甚至自我的时候,我们是否“在被眼睛牵着脑袋走”？通过“原型”把生活塑封保鲜并封装在博物馆、展览馆里,是否真的能挽留文化多样性？共同体或许太过理想,在行动协商中的持续碰撞出的或许才是“真实”,哪怕这种真实并不美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注释：
*课题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比较视野中的民族特色建筑保护与改造研究”（16CMZ018）.为各地正在进行的资格申请工作考虑,文中地名皆为化名,一些不影响论证判断的细节也会予以省略.
[1]邵甬、胡力骏、赵洁、陈欢：《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载《城市规划学刊》2016年第5期.
[2]邵甬:《人居遗产——“活着的遗产”》,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国家制度与地方实践”圆桌讨论会发言纪要》,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复旦文博FDCHM”（微信号fudanwenbo）2018年2月5日发布.
[3]根据观山遗产保护规划文本,当地核心区的民居被划分成四个档位：
一档为传统民居保护建筑,即采用传统建筑营建技艺和材料建造的民居建筑,保持传统建筑特征,保存有传统功能空间,能够代表当地民居演进过程.在当地总共2000多栋建筑中该类占据的比例大约为17%；
二档为传统民居改造建筑,指经过改造的传统木结构民居,如替换了瓦片,更换了挡雨板为彩钢材料,底层架空有砖建筑围合,木楼梯、晒台已改为水泥材质等等.这些改造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传统民居的建造体系.占比例约27%；
三档为新建协调建筑.该类分两种,一种是采用现代建筑材料但外观模仿木结构传统建筑,或立面采用传统民居元素；另一种是新建筑,但采取了木板贴面、平屋顶改坡屋顶等改造措施.占比例约43%；
四档为新建不协调建筑,指占地面积过大、高度超标、体量过大的建筑；或侵占水塘、水源地或重要遗迹遗址等选址不合理的建筑.第四档被认为破坏了传统村落格局,与村落历史面貌极不协调.约占12.6%.
参见观山遗产保护规划团队：《观山遗产保护规划文本》.
[4]包括文化遗产工程和精细管理在内的现代文化都被视觉范式所统治,视觉统治和工具理性、技术特性相互符合印证.当代主要思想家包括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福柯和德里达等都认为现代思想文化承载了视觉统治的消极趋势,一些左翼思想家如米歇尔·德·塞托也明确指出衡量每件事情的标准变成了能否被展现,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则更明确地揭示出视觉在当代社会逻辑中的统治地位.整个社会生活被视觉体制（ScopicRegime）吞噬,成为表演、作秀、景观的堆积.参阅DidMichaelLevin,ModernityandtheHegemonyofVis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居依·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当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物被作为展品时,它就陷入了主客二分的评估与被评估的关系中,并随着媒体的深入蔓延,进一步成为在公共媒介中一种完美却僵化的“消费符号”.参阅李菲：《身体:一个遗产关键词的东西方对话》,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4年第1期；尤哈尼·帕拉斯玛:《肌肤之目——建筑与感官》（原著第三版）,刘星、任丛丛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6]邹怡情：《文化景观:在争议中影响人类实践的遗产认知》,载《中国文化遗产》2012年第2期.
[7]王冬：《乡村聚落的共同建造与建筑师的融入》,载《时代建筑》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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