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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还是不介入？这是一个问题？关于人类学介入客观性
摘 要：讨论介入人类学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研究者介入的行动和倡导的价值主张是否具有客观性？研究者的介入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以及实质的或象征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其活动及其后果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为此从科学研究应坚持“价值中立”立场这一信条开始.这一立场是坚持科学研究与价值介入有区别的关键.指出在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前提下,上述问题是无解的.直到最近一些年出现“本体论转向”才使上述问题的消除有了新的思路.从当下人类学本体论视角,事实与价值纠缠不再被视为认识相对主义,而具有本体性意义.建议介入人类学者,首先要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式进行深入调查和观察——这是对物理对象研究的要求.通过深入调查从而获得对包括当地社区、人和周遭世界的理解和同理心.其次,研究者需要与当地说话者对话,要与当地人民一起工作.双方在面对共同世界基础上进行彻底解释.再次,在调查研究和一起工作基础上,试图确认和解决问题.
关键词：介入人类学；客观性；价值中立
中图分类号：C95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 2018) 03 - 0001 -10
人类学学者是否应该介入其研究的人民的事务？这历来是一个学科内争议的问题.在半个世纪前,对问题的回答区分了“基础”与“应用”两种人类学者.做基础研究的人回答说“不介入”,而做应用研究的人则不得不介入.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索尔·塔斯( Tax)将其团队对福克斯印第安社区的介八活动称为“行动人类学”.但是塔斯区分了科学研究和介八行动,称学者在作为“介入”者行动时,不再是搞科学研究.在今天,承认人类学研究有价值立场,以及介入不可避免已经是一种其识.但是区分仍然存在,一部分学者将自己的介八称为“介入／担当的人类学”( engaged anthro-pology),并表示与“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有根本区别.例如介入／担当人类学的倡导和践行者赫兹菲尔德认为应用人类学是将：“干预( intervention)”作为直接和基本的目的,而介入／担当( engaged)人类学意味着“参与(involve-ment)是来自学术追求,这一追求导致学者进八特定地点或群体,并给陷入困局的信息报道人提供洞见”.①应用人类学者确实只能承认是“机构”派来的人,是拿了机构的钱来进行摸底调查的.虽然他们可以说作为调查结果的政策建议是来自“独立”思考,但作为机构资助或实施的项目的一个环节,其调查的倾向性背景是无法抹去的.因此对于所谓立场或价值中立问题,应用人类学者从来不能辩护.但是介入／担当人类学就如赫茨菲尔德所说的那么清白吗？实际上在实践中应用人类学与介入人类学之间的区别没有赫氏所说的那么清楚.难道介入人类学家进八田野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资助吗？作为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一名成员,介八人类学家没有接受过任何研究机构的薪酬或课题资助吗？
这样抬杠无助于讨论.作为一个在“应用”“基础”和“介八”等三领域都有过经历的人,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介入前提下的研究发现具有真实性？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我们是如何使自己的直接介八变得“正当”？
先谈后一个问题.当下的行动人类学往往会以福柯的说法为依据.例如福柯认为,知识分子在当代不再具有超越阶层、党派或利益群体的中立地位.知识分子即使不介八,其知识也仅是某一小团体的话语.因此知识分子应当投身于激流,“将与他人在特定的、地方的、寻常的斗争中一起工作”①.这样的工作是“地方斗争”( localstruggles),即诉求来自当地,不需要以传统的党派作为中介,行动是直接的.在今天我们可以将这种地方斗争称为“直接行动”.②
福柯影响下的人类学介入底线是耍“向权力说不”（Cledhill）.在高层次则是“积极行动人类学（activist anthropology）”[1]64.这些主张的理由与福柯关于知识分子及其学术后果的非超越性有关.但这不能使严肃的学者释然.因为不具有超越性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后果往往不是地方的,相反它们经常会有普遍化和客观化的后果.这就使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不再像福柯所说的那么洒脱.
这里可以以本文作者的实践为例.我在昆明的滇池东岸介入当地的城市化活动至今有8年之久.这项活动的核心开初是支持我长期研究的滇池宏仁村（学术名：小村）村民抵制欲将该村拆平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我与该村的接触始于1970年代在当地2年多的知青经历；1990年代中期我在当地做过几个月实地调查,并写成博士论文；21世纪开始后我和诗人于坚合作在该村拍摄纪录片,并研究该村的水利、土地和建房,直到2009年,即城中村改造开始前一年.我虽然与当地人熟悉,但此前未介八过村庄的事务.拆迁开始后,村民中有人与我联系,希望给他们提供帮助.我于是为他们联系了记者进村采访,并报道了拆迁的情况.不久之后,我自己开始写文章,通过博客和国内的媒体评论该地的拆迁,通过电话和短信等为村里的抵制拆迁村民出谋划策.在最初3年,我每年有四五次到村里参加村民抗拆活动,并组织学生和同事到村里调查,还组织斡旋政府、开发商和村民等.总之,扮演了积极行动的角色.
在当地人举全村之力的抵抗下,加上包括本人在内的外力支持下,政府不得不放弃拆毁该村新村的计划.从实际效果来看,我们最初努力的目标似乎得以实现,并有普遍影响.例如昆明市10年前开始的以“大拆大建”为主的城中村改造已经基本上中止,并转向“微型改造”这样一种城市保育更新的模式.曾经主政昆明的仇和也在2015年因贪腐被判刑入狱.政府最终承认了农民城市化的成果,将宏仁村的新村列为城中村微改造的试点.宏仁村案例由于全国和地方的媒体多次报道,③已经在昆明和云南广为人知,并有了“云南第一钉子村”之称.也许是由于其名声,昆明市政府于2017年初将该村列为城中村微改造试点之一,并将此消息在政府网站上以头版报道.@
宏仁村个案已经越出地方范围,有了示范和普遍意义.但本人参与村民抵制行动的最初动机是因自身也受到拆迁影响.具体言之,本人父母在昆明的家也被纳入昆明市内潘家湾城中村改造范围.我是从参与那里的抵抗开始的.后来这个地方的拆迁也因抵抗不得不中止.滇池东岸宏仁村的拆迁开始后,我将自己在城里的经验用在那里.
可以用“非超越性”来辩护本人的介入行动.但是介八的后果是超越性的,有着客观化特征.因此个人性的涉八从一开始就存在是否具有客观基础的质疑.在本人经历的以上案例中,我会不时被问或自问：凭什么你认为自己对城中村改造的见解是正确的？凭什么基于你个人体验的发现会有客观和普遍意义？
我认为上述这些质问是介入人类学者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换成学术性的话再问则是：研究者介八的行动和倡导的价值主张是否具有客观性？研究者的介八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以及实质的或象征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其活动及其后果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
这就涉及到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介八前提下的研究发现具有真实性？
为回答上一节的问题,我将从讨论科学研究应坚持“价值中立”立场开始.这一立场是坚持科学研究与价值介入有区别的关键.
现代人类学的主要认识论之一是以实证科学关于客观与主观、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等二分为预设.坚持这种认识论的人类学包括功能论和结构功能论.这两种路径都与涂尔干的社会学有关.事实与价值二分预设与1950年代以来的事实与价值不能二分的实用主义或后经验主义立场相对立.
现代人类学认识论的另一重要来源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韦伯也是事实与价值二分传统的追随者.韦伯也认为实然关系不能推出“应然”关系.
如果用当代哲学家John MacDowell的话语来描述韦伯的社会科学认识论则可以如下：韦伯受到康德哲学传统影响,相信人是自由的,其信仰和价值来自理由逻辑空间.信仰的有效性是通过实践理性来证明.但外部物理世界是由因果逻辑空间主宰.两种空间之间是有疆界的.因此有两种科学研究.
第一种是自然科学研究或类同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研究的对象是物理世界,即受到因果律所支配的世界.韦伯认为,做这种研究的人应当清楚哪些部分是基于客观的观察和因果分析,哪些是作为有信仰的人的主张.
如何解决客观性和价值立场的矛盾？韦伯主张将客观观察和分析与立场宣示分开.这在预设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前提下是合适的说法,即可以特客观论证与感情性意见区分开.例如韦伯说：从事科学和寻求真理,以使这种“整理经验实在方面的真理”对中国人也具有有效性,需要有两种重要责任：
第一个责任是使读者和他们自己在每时每刻都分明地意识到他们是依赖什么尺度来衡量现实并导出其价值判断,而不是如通常的情形那样,通过各种不同价值彼此之间不精确的挪移而在理想的冲突方面来回欺骗自己,同时想‘给每个人都提供一些东西’.倘若严格地尽到了这个责任,那么实践中所取的评价态度不仅于纯粹的科学利益是无害的,而且是直接有用的,并且确实是必要的[2]10.
要科学无偏见的第二个基本要求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读者（并且——再说一遍——首先是我们自己本身）随时都明了：在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在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而在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科学评论与评价性的推断之间的不断混淆仍然是我们专业研究中散布最广而且危害最大的特点之一.前面的论述直接反对这种混淆,而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毫无内在的近似性[2]11.
概言之,韦伯认为,科学经验研究不能推出世界观,后者属于信仰的有效性.
有两点应切记：其一,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当让读者清楚其价值判断.其二,这种价值判断不涉入经验研究的逻辑和推理及相应结论.这些科学成果对于不知道“听取我们的绝对命令”的中国人也应该是有效的.
韦伯的科学认识与人类学的实证主义前提下的功能论和结构功能论是一致的.
例如传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所强调的参与观察.在如何解决有价值和情感的人与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矛盾时,马林诺夫斯基建议将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与民族志作者的感情表达区分.具体方法可以是如写两本日记,一本是研究工作现象的记录,另一本则是私人日记.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再例如行动人类学主张研究时是科学家,但在以行动改变印第安福克斯部落命运时就不再是科学家.行动人类学的目标是：“他想帮助一群人解决一个问题和他想在此过程中学一些东西.”行动人类学坚持两种基本价值：社区自决（包括个人自由）和科学真理.但二者是分离的,前者基于价值观念,后者是基于客观真理.
韦伯的社会科学认识论还有第二种取向,也是与康德哲学有关,即关于人、文化的研究必须以理由逻辑空间为界.在这里通过主观性概念建构或选择出“理想类型”.这是理解社会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核心.在这个世界,“价值观念”成为理想类型建构的基础.如何保证基于价值观念的理想类型是真理？韦伯提出“天才”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科学天才用以关联研究对象的种种价值将能够规定整整一个时代的‘见解’［2］32.这差不多是一种克里斯玛式的人物,使人想到诗性或“民族志诗性”［3 ］在当代人类学中的地位.
在韦伯看来,第二种方法论与第一种相互不能共度.在社会科学中,如果以韦伯所谈的国民经济学为例,则两种方法论都会涉及.总而言之,最根本的是这两种逻辑空间之间有边界,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二分.这一点对于韦伯来说是一个不能被逾越的前提.①因此要么是客观说明受自然因果律制约的实在；要么是基于（往往是无意识的）价值观念,从文化实在中抽取所关切的部分并理解其意义.在对立的两种认识方法之间没有中间路线.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通过格尔茨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学探索而影响愈加深远.但是“科学天才”式的学者是否能“关联研究对象的种种价值”则在1980年代以后受到质疑.例如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后现代人类学指出,格尔茨对于巴厘岛的斗鸡解释是其西方悲剧观体现,并非巴厘人的世界想像.②
《写文化》代表了极端文化相对论或强整体论的态度.《写文化》高呼的口号是“表征危机”.这种人类学借库恩的“范式间不可共度”来解构此前的人类学民族志科学性、客观性和土著文化可翻译性等现代主义人类学信念.o当此之际,拿什么来拯救人类学？人类学中出现的“反思人类学”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之一.反思人类学试图以鼓励民族志作者对其价值观、立场和背景权力关系的反省,以此间离出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界别,从而对自己和他者文化进行比较.在应用人类学领域,与反思人类学相呼应,则出现倾听当地人声音、让当地人来研究自己的问题和寻找解决之道的“参与行动研究”.人类学学者的介八被定位为“协助”当地人分析和解决问题.此外,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直接影响,人类学者如本文开头所述,直接投入抵抗或社会运动,进行“地方斗争”,成为Ortner所称之“积极行动人类学”(activist anthro-pology).Ortner这样描述积极行动人类学：“人类学者本身不是只做研究,而是直接去参与运动.过去研究社会运动的人类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卷入进相关活动,但在当下的很多案例中,人类学者是一个完全参与者,同时也是一个观察者.”[1]64
在以上这些反思人类学、行动研究和积极行动人类学中仍然有着过去没有说清楚的老问题,即科学研究与价值性介入之间相互不容.
在这些老问题没有讲清楚的情况下,反思人类学、参与行动研究和积极行动人类学等会暴露出一些无法道明的新问题.例如强调极端文化相对论,否认不同文化范式之间有共度性.那么该如何介入当代的一些议题,如人权问题和暴力问题？再例如强调倾听当地人声音,则地方声音与外来学者声音之间如何和谐？两者如有分歧,该如何处理？这些路径对以上问题似乎无解.
此外,在发展研究领域,“发展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陷八了批判和解构“发展主义”的死胡同.它对于现实既不能提出有力的解决问题策略,也不能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这种批判受到福柯“权力一知识论”影响,时时处处强调权力关系.①在发展研究的应用领域,例如“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追随本地人诉求的承诺往往不能实现,最后只能不自觉地滑八新自由主义的车辙,例如都会以“赋权”告终.更坏的结果是将生活世界中的政治关系都视为无本体的政治,如一定要诉诸本体,则只有“权力”二字.
即使是开明的福柯追随者,如人类学家Gled-hill的主张也很模糊和无力.他在《权力及其伪装》一书的结尾说：
投身到政治议题中来,最终意味着在要有勇气停止藏身于一种家长制的自由主义相对论以及学术独立的立场之后.人类学家应该更欣然于去公开地为更包容的人类未来对各种预设的不断质询所鼓舞,这些预设是由对正在创造我们当代历史的差异分殊的行动者的观念的关注所培育出来的,而那些观念是多样性的并且经常是自相矛盾的[4]328.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包容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在当代社会实践中,我们难道找不到一块共同立脚的石头吗？
绕了一圈又回到本文的开头.问题仍然是：如何保证介八前提下的研究发现具有真理性？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我们是如何使自己的直接介八变得“正当”？在仍然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前提下,上述问题是无解的.
三
实际上1950年代以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已经崩溃.②由于人类学中《写文化》一书提出的“表征危机”等说法流行,以及声称不再有宏大叙事或元话语等等,学科内主张重返本体论问题的见解不被听到.例如试图基于事实与价值不可分前提的科学技术研究( STS)、主张消除客观主义(objec-tivi)和主观主义(subj ectivi)对立的实践理论或其他强调本体的人类学已经出现.但除了实践理论外似乎都没有形成气候.③值得提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践理论及其主张者已经在正面迎击以上这对虚假对立.①而且实践理论成为人类学中坚持将外部世界作为研究目标者的有力支柱和最近一轮人类学转向本体的理论来源之一.
应该强调直到最近一些年出现“本体论转向”②才使科学与诗相互契合的问题走上前台.从当下人类学本体论视角,事实与价值纠缠不再被视为认识相对主义,而是具有本体性意义
在新条件下,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价值观念一意义理解的文化科学与客观因果说明之间如何相互涉八.对于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来说,有两点是关键：其一,受价值观念支配的文化意义理解如何与客观因果说明相契合？其二,有明显动机和有意识的介八性行动如何与实证性观察和分析相契合？
四
回应上一节提出的两个问题,我认为当下的介八人类学应将介入视为“知识获得”和“求真”的内在组成.相比之下,目前一些介入人类学主张者更强调耍与当地人分享知识、耍克服知识获取的权力和不平衡关系、耍“与人民一起工作”和社区赋权等.例如以下说法：
“将知识生产视为‘与合作者一起对话中生产’,将‘伙伴关系、协作关系和互往性作为其作业的核心.”在这些场合,合作生产的知识好处必须被平等分享,允许互往理解,社区赋权和合作生产结果等.③
“介入( Engaged)”包括“对我们的报道人的基本承诺、与我们一起工作的社区分享并对其支持、教学和公共教育、在学界和公共论坛上进行社会批评等,直到合作、倡导和积极行动等通常形式④.
我赞同“与人民一起工作”是介八人类学的核心,但强调“求真”是整个学科存在的基础.介人人类学也不能例外.因此如何在介八中获得客观和普遍知识仍然是头等重要之事.事实上介八实践正是一条有效的求真路径.这样的说法与实用主义式的认识和行动进路一致.⑤
这一进路仍然要从韦伯关于科学实在与价值的二分开始.虽然韦伯关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说法已经被否定,但是如果在实践中想将客观事实研究与价值倡导结合,就会面临韦伯所称之“客观”调查和分析与价值性主张之间的差别.⑥
在此困境下,如何使“客观”调查与价值性主张能够协同？以下是几点建议：第一,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式进行深入调查和观察——这是对物理对象研究的要求.通过深入调查从而获得对包括当地社区、人和周遭世界的理解和同理心.第二,研究者需要与当地说话者对话,要与当地人民一起工作.双方在面对共同世界基础上进行“彻底解释”.①第三,在调查研究和一起工作基础上,试图确认和解决问题.
再次以本人在滇池东岸宏仁村的介入为倒.我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2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最初是我自己,后来（2007年以后）是以团队方式在这里进行参与观察式调查研究.我们对当地的土地、水利、建房、政治关系、习惯法、信仰生活、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庭关系、生计生活等做过实地调查,并对其中一些主题持续追踪.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两部民族志、一部纪录影片,以及一些学生论文和专题调查报告.当地一部分人与我们长期交往,建立了友谊,彼此之间未中断接触和交流.通过以上这些参与观察／体验和系统性社会调查,最起码我本人获得了不少关于当地社会文化及周边环境的知识,并与当地人在许多看法方面有共识.因此在2010年当地遭遇拆迁时,我们能够依据过去的调查发现提出一些建议和见解.这些意见由于有过去的调查发现作为支撑,一般都能够得到当地人的认可.我们在与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进行对话时也显得有理有据.这是我们在那里介八城中村改造能够取得预期成果的重要前提.
拆迁开始以后,我们一面参与当地人的行动,一面研究新暴露出来的问题,并经常与当地人一起讨论和交流各自的观点.在该村的调查既有我们自己实施的,也有由当地人自己进行的.例如老年人与拆迁是我们与当地人之间有共识的一个重要发现.简言之,老年人是受拆迁影响最严重的一个群体.但是在拆迁中老年人属于被漠视的群体,他们的声音也基本上听不到.地方媒体偶然会出一些貌似匪夷所思的新闻.例如昆明地区的媒体曾报道一处城中村改造中,一些老年人因为拆迁没有地方居住,不得不住猪圈.媒体往往将这种情况归罪于拆迁方,而拆迁方往往认为应该是当事家庭中矛盾所致,认为已经支付过包括老人在内的搬迁过渡费.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则无人知道.通过我们与当地人一起研究后知道背后的原因乡村社会的家庭变化,包括作为空间的家户变化.简言之过去那种老人与儿辈继承者同在一个家户的现象已经不再是常态,村中老人与儿辈分开吃住已经很普遍.但是两辈家庭的户口仍然在一起也是普遍现象,并且老人尚在世就将所住房产通过契约或口头处置给了儿子.在拆迁中,拆迁方利用儿辈是房屋所有者的情况,或诱惑或威逼其签订拆迁协议.失去房屋的老人本来就不习惯与儿辈吃住在一起,更不愿意随儿子家搬到村外的小区房去“过渡”.而且对于有心接纳老人的儿辈家庭,老人如若年龄太大（超过70岁）,则连房子都租不到.老人因此往往成为拆迁中政府与子代家庭之间交易的牺牲品.在宏仁村由于拆迁遭遇抵抗,而抵抗的出头组织者基本上是老人,这才使老人群体的声音被外来人听到.而且老人问题就是由村民积极分子的报告先提出来,我们随后鼓励村民进行详尽调查,并组织学生进行参与观察和影像记录.o关于老人问题的调查、分析和报告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一项发现,我们的介入行动也将支持老人们在村落政治中发出声音作为重点.
我们与当地人并非处处一致.对待某些事情的看法开头存在分歧,后来获得共识,但也有些分歧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例如在看待他们的新村和老村上曾经有分歧.在10年前他们利用征地补偿款修建这座有502幢房子的新村时,我们对这个水泥的森林是持有批平态度的.但在随着调查深入后,我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当2010年政府启动拆迁项目时,我们站在村民一边为保新村而努力.我们与当地人中大多数在看待老村上也有分歧.宏仁村除居住在老村的老年人外,大多数人不认为老村有保留价值.大多数人或者已经签了拆老村房子协议,或者在等待拆迁办达到自己的补偿期望后签协议.我们则认为老村（寺庙、照壁、民居、水井系统和村庄肌理）是一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承载场所,因此尽力鼓励当地有此同理心的人,并通过向各级文保部门报告和建议,将老村保留.我们的见解是基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和中国东部地区的经验和教训而提出的.我们认为老村作为文化财富,不仅仅属于当地人,也属于更大范围的“公众”.这些见解与大多数村民的见解是相矛盾的,甚至与一些主张追随当地人意见的发展社会学／人类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们没有隐瞒自己与当地人之间的见解不同.在经过多年的合作和交往后,我们彼此也能够找到一些求同存异的共识,然后先实现一些有共识的目标,将分歧目标留待将来解决.但我们仍希望通过与当地人不断对话交流,不断利用当下的有利条件,使老村能够保留下来.
在此应指出,与当地人一起工作和确认问题等,并不等于要完全追随当地人的见解,相反应当相信当地人和我们共处的世界中会有超出各自文化范式的普遍性问题以及相应的真理.外来学者与当地人之间对这些问题不一定会有共同见解.而且针对这些普遍性问题的见解可能是当地人提出的,也可能是人类学者提出的.①
在进行介八工作时,还有下述两点应铭记：其一,要寻找韦伯所称之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的内在近似性[2]11.按照戴维森( Donald Did-son)的观点,这个问题正是康德所说的“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这两者不仅能够十分协调地共存,而且必须被认为是必然地统一于同一个主题”[5].戴维森将此问题化作关于人的“心理事件”和“物理事件”关系问题.他主张这是对同一过程的两种描述,但是两种互相不能还原的规范性描述.前者是基于因果关系,后者是基于“合理性( ration-ality)”.戴维森认为心理事件也是物理事件,但严格物理一心理规律不可能有.②这是他所称之“变异一元论”,或罗蒂替戴维森命名的“非还原物理主义”.在此前提下寻求“内在近似性”或者采用如拉图尔所说的“对称的人类学”仍然是很好的路径.o如上文所说,人类学传统的实证研究和文化阐释仍然是介八行动的认识论基础.就具体方法论而言,近来有介八人类学主张者建议采用政治和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延伸个案方法( extendedcase anlysis)”.④就本文作者的经验而言,基于“感受图景”( sensor vision)的影视人类学也是与介入人类学天然契合的进路.⑤
其二,要谨慎看待“权力”,不应该将“权力”的意义简单化.在介八行动的场合,既要看到（包括人类学学者）的外部权力往往是比当地人更强势的一方,也要看到权力形成的“交往性”和“沟通”性面向.因此,要坚持“和人民一起工作”的原则和“对话”方式,使“交往性权力”得以形成.
介入人类学应该生成两种力量：第一,作为介入的“研究”要有“连根拨出”的解释力量.就此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坚持按包括科学研究和文化解释双重方法,进行深入调查；要“和人民一起工作”；要有诗的想像.除此外,如果再有天才的语言使用和概念抽象力,也许能提出“能够规定整整一个时代的‘见解’”[2]32并在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第二,作为行动的“介入”耍寻找和形成撬动“系统”之力.有效的介八应当能够撬动“社会系统”.这里的“社会系统”可以用卢曼的“自我生成系统”理解.例如“社区营造”的介入就是要通过“交往沟通”和“对话”集合足够的社区力量,使社会系统（例如一个具体村落）运动起来.
如何撬动社会系统？如果以当下经常被谈论的“社区营造”为例,解决社区营造的核心问题和难题即“社区力量”从何而来？从以上提出的生成两种力量言,可有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开展以测度( mapping)为进路的民族志研究,理解社区的场所／地势／生境一测度包括交往和对话等.第二,从当地人眼中地势最重要和最被关注的场所营造开始,（不以抽象的或意识形态化的目标为起点）——从此可寻得“社区力量”,并撬动其他变更.第三,坚持长时段持续介入( engagement).——使社区力量不断聚集、兴替和可持续.
参考文献：
[1]ORTNER,SherryB.Dark anmropology and its omers:Theory sincetlle eighties.I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Theory,2016,6.1.47 -73,
[2]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编译出版社,2005．
[3]刘珩．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J]．民族研究,2012(4).37 - 48 +108．
[4]格菜德希尔．权力及其伪装——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59．
附录：
“直接行动民族志”( direct activist ethnography)
——以《滇池东岸》为例
介入人类学与当下视觉人类学的“感受图景”( sensor vision)趋势有内在的和紧密的联系①.在我看来这二者简直是一体两面.
首先,两者的亲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本世纪初以来数字影像的迅速发展.随着“全民拍摄”和“全民即时分享”的壮观景象出现,日常生活化的影像采集器材也成为介入人类学者随手可得的工具.数字影像一方面因其采集成本低、传播容易和能被任何人看懂而成为介入人类学者的方便工具和直接表达媒介.另一方面,海量生产的数字影像不仅强化了传统影像的“眼观图景”( opticalvision)效果,而且海量数字影像中大多数是即时获取的“感受性图景”( sensory vision).由于数字影像采集方便、进入门槛几乎不存在,而且成本极低,过去胶片和磁带录像时代必须借助专业设备,精挑细选适合“眼观”的图景拍摄不再需要,随时开着机器成为常态.今天摄像设备变得越来越像“长在”民族志学者身上的器官.感觉器官化的程度之深入,即使退回到十年前也难以预见.因此本世纪初的关于影视人类学未来的著述也无法预见视觉人类学与介入人类学今天所具有的亲和程度@.随时不停记录下的材料中当然大多数都属于不符合观察电影的“坏镜头”,但如纳八本文所称之直接行动民族志框架内,“坏镜头”可能是充盈作者感受经历的图景.
其次,介入行动与感受性图景记录有着天然契合.这种契合表现在介八行动过程不仅是通过眼睛观察,而且更是依赖人的周身活动去体验的“感受经验”.更重要的是,感受经验的最好记录是通过感受图景来呈现.这正是当代视觉人类学所强调,并能从技术上提供保障的.过去介八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一样,在通过传统民族志文本或观察式电影表达时会显得笨拙或“词不迭意”,感受性经验往往因影片制作成本和技术限制不可能得到体现.但是在本世纪,感受性图景借助“植八”在介八行动中的“器官”——微型数字摄像机或智能手机一使介八人类学者的感受经历与民族志表达相互契合和共生共存.我们可以将这种与影像共生共存的介八人类学称为“直接行动民族志”.我们在滇池东岸的介八活动及其成果《滇池东岸》①就是一个案例.
这部片子是以上文提到的滇池小村村民抗拆迁过程为内容.由于事件之前的调查基础、进入现场的路径和预设价值立场等等,民族志作者几乎是和村民亲密无间的积极活动战友.在事件过程中,拍摄者及其摄像机有些像为村所用的一种武器.从村民的角度,他们是将摄像机和摄影者当作事件的见证和使拆迁人畏惧的利器.与此同时村民自身也因摄像机在场而更卖力“展演”生活.这部片子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提出.
第一,如同介入人类学一样,直接行动民族志（电影）过程耍以深八的田野工作为前导.田野调查包括参与观察、实证社会学式调查、统计分析、空间测量和数据爬梳等.通过这些“科学”研究,使直接行动民族志过程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上.
第二,直接行动民族志过程要对所介八的事件、场域及其文化进行阐释,并将“个案”延伸／拓展成一种理想类型.在此过程中民族志作者要以情感、直觉等或所谓非理性价值介八事件或活动,井进行诗性表达.
如果没有以上两点为前提,并使之成为与直接行动民族志影像之间的张力,直接行动民族志电影只会是些看上去很业余的“坏镜头”或言之无物的“美图”.
直接行动民族志耍以作者这个行动参与者的身{包括视野）进入事件场域,对事件进行感受性记录和描绘.这种电影会最大程度保持作者的“身受经历”或“感受经验”( sensory experience)o.相比于此,观察式民族志电影和摆拍式民俗志电影更多是眼睛乐见的“目观图景（optical vision）”.直接行动民族志过程在有深八的田野调查支持下,在有从生活世界现象中连根拔出的“理想类型”统摄下,再加上作者的诗性想像,嵌八其中的“坏镜头”也将闪耀出灵光.
To Intervent or not to Intervent? Is this a Question?:Reflections on the Intervention of Anthropology in Objectivity
ZHU Xiao-yang1,2,3
( 1. DEpanmtnz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2.Instituteof Socin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3.China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Researeh,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iscussing the core issue that intervention anthropologists; he to face directly: Is the ac-tion and value proposition of researchers involved objectwe? Researchers ´ involvement is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 experience, emotion and substantial or symbolic interests. How is the univert3alityand impartiality of their activit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is case? For this reason, the doctrine ofr"value neutrality" should be adhered to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position is the key to stkking tothe difference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value interven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under the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two points of fact and value, there is; no solution to the above problems.Until recently, the "ontological truri" had broui?jht new ideas to the elimination of thes3e problem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anthropological ontology, fact and value entanglement are no longerregarded as cognitive relativi, but 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Jt is suggested that interventionalanthropologists should first conduct in - depth investigation and observ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radi-tional anthjropological methods - this i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study of physical objects. Through in - depth investigation, we get the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y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local com-munity, people and the world around us. Secondly, researchers need to talk with local speakers andwork with local people. The two sides he a thorough expla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world.Thirdly,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we try to identify and solve problems.
Key words, intervention anthropology: obiectivitv: value neutrality: reflection
思考论文范文结:
关于思考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思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