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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和暗合：新小说的媒介技术角色
摘 要：20世纪初,在媒介技术和文学技术交汇中产生的“新小说”,既紧密地配合了传播者“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充当了传播媒介的角色；同时又形成了一种文学新样式,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认可.由于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模式与受众期待中的传统模式产生“错位”,“新小说”暗合了国人利用新媒介认识世界、感知世界、构建新世界的,于是出奇制胜,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化风尚,起到了报刊媒介和文学媒介的双重传播效用,成为现代传媒的副产品.
关键词：媒介环境；“新小说”；媒介技术角色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8）11－0085－07
媒介的历史可分四个时期：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术时代、电子时代①.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传媒的历史从口语、文字时代进入了印刷术时代或称印刷文化时代,即现代传媒时代.正是由于现代传媒巨大的传播力量和文学的教育感化熏染等功用,以梁启超为首的政治精英们创办了《新小说》等新型传媒——文学报刊,提倡以创作“政治小说”为主的“新小说”,并赋予其“载道”“启蒙”“新民”等功能,使“新小说”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借助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与“新民”运动,最终实现其维新变法的政治理想.“错位”的文学与“暗合”的媒介技术功能,出奇制胜,成就了“新小说”,使得媒介与文学合谋、联手,顺利地发展繁荣了起来.
一、“新小说”产生的媒介环境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一种环境,“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新环境”②.也就是说,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进程.麦克卢汉说得不错：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察觉的,就像鱼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媒介构成了我们的环境,并维系着这种环境的存在.这就等同于我们所理解的“有意义的形式”.现代传媒——报刊印刷媒介进入中国的时间虽然较早（18世纪初期）,但真正地被掌握和有效使用却是在19世纪末（即“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时期）.现代传媒所拥有的先进的印刷技术,使国人耳目一新的传播渠道、传播手段、传播速度以及无与伦比的传播效果,也构成了晚清时期人们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新小说”产生的媒介环境.
新的媒介可以使人产生新的感知习惯.麦克卢汉断言：一旦社会的主导传播媒介变化,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主导媒介由口语向书写的变化、书写向印刷的变化.同时他还强调,这样的媒介变化必然使人的感官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依靠媒介进行交流时,感官必然会发生变化.麦克卢汉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感知环境的媒介：把报刊印刷媒介设想为一种感知环境,人们在感知报刊媒介的时候,运用自己的经验调动自身的视觉感官来阅读它、理解它,利用媒介来构建或重构周围的世界.另一层意思是作为符号的媒介：把报刊印刷媒介设想为一种符号环境,并将其进行编码,人们在理解和掌握它的同时,自己又融入了这个媒介环境中,这个符号环境就是报刊媒介本身.人们利用印刷媒介感知世界的同时,又从媒介内部去感知、思考和表征世界,来建构人们所能感知、了解和认识到的世界.其实二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大多数情形下二者是浑然一体的.报刊等印刷媒介的作用和效果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被改良派充分认识并有效利用,起到了宣传改良思想、号召民众的作用,人们利用报刊媒介来获取各方信息,同时感知并理解报刊的影响力和周围世界的变化,进一步构建理想中的科学、的新社会制度.总之,报刊等印刷媒介的使用对社会和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对报刊媒介新环境已经熟识和适应,把在此环境中刊布的“新小说”必然地当作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媒介,来构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
“新小说”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环境,那就是现实的物质环境,即社会媒介环境.既然“媒介即环境”是成立的,那么“环境即媒介”也是成立的.社会媒介环境是“新小说”产生和传播的显性媒介环境,而且这个环境是多媒介环境.在多媒介的社会中,人们进行交流、娱乐、获取信息等日常生活时,就会接触到不止一种媒介.比如晚清时期逐步形成的现代城市,成为地球上的一种新符号,在“城市”这个新符号中,又有现代的交通、邮政、书局、印刷厂等成为人们交流的符号或称媒介.现代城市的建立,使得城市生活取代了传统的乡村生活,城市成为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传统的观念逐步瓦解,它预示着科学技术思想兴起的黎明期即将到来.现代的城市以及城市中所有的代表着现代的媒介符号,都成为催生“新小说”的因素和内容,“新小说”形式上的“新”与所表达内容和思想内涵的“新”,也都取决于这些现代符号的“新”.“新小说”在这个媒介符号环境中诞生,更重要的是它“参与”到这个新的媒介符号中去,以达到交流的目的.书写和印刷使得“新小说”得以集中生产和控制,作品要更好地达到传播的预期效果,还得靠先进的运输工具发送出去.晚清时期,现代城市在中国已经成熟,城市水路、陆路交通、邮电等现代通讯系统皆通畅运行,也为“新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时空条件,最终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以便摧毁旧秩序,构建新世界.
作为印刷媒介的报刊书籍等不仅仅是简单的媒介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所形成的新的媒介环境,这个环境能够成为文学内容和形式变化的场所.麦克卢汉在《古登堡星汉璀璨》中研究印刷技术产生的影响,研究“潮水一般汹涌而来”的印刷品.其主要论题是：印刷术有去人性化的趋势,因为它粉碎了人们面对面交谈的需求,养成人与另一个头脑交流的心灵习惯,而且它还可以推动私密的思维甚至秘密的思维；印刷术是解放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它使各种思想资源流传,是塑造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载体,所以,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环境并非容纳人的被动容器,而是积极地重新塑造人和技术的过程.的确,现代传媒技术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文学和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有利环境.
其实简单的媒介环境有利于文学创作.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为创作提供了更多信息,这种丰富的信息对写作者的创作非常有利；新的媒介还萌生出一种不同于口语、文字时代的新型的社会联系和人际关系,一切都是新的,都是现代的,文学创作必然也是现代的.在运用印刷媒介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工作、接受教育的方式等方面都将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报刊等印刷媒介把人们联结在一个巨大的媒介网络中.实际上,报刊印刷媒介和“新小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就如同施拉姆等人所说：“书籍和报纸同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的分配普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新闻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与政府.”③“新小说”的提倡是与后晚清时期的政治改良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它参与了精英阶层的政治改良运动和“启蒙”“新民”革命.当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强烈不满,而维新改良失败的时候,“新民”成为最迫切的头等大事.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小说是文学最上乘的论断,虽然不甚符合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实际存在情形,是一种有意识的“错位”策略,但这种标新立异、敢于冲破禁区的“现代”意识和举动,却意外地得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响应.林纾的话有着透彻的揭示：“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④林纾所谓的“译书”,其实就是翻译西方通俗小说.在经历过“学堂”、“学会”、“演说”失败之后,著译小说被精英们不约而同地最终确立为最有效的“新民”手段.“新小说”被视为政治启蒙、道德教化乃至学校教育的最佳“新民”工具应运而生,且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一时间,凡报刊杂志,只要是有关探讨小说创作和实践的文章,无不充满“开启民智”、“唤醒国魂”、“强国保种”等极其功利的字眼和话语,文学的“载道”功能也被赋予了时新的“科学”、“文明”新观念.“新小说”凭借政治功能和政治提倡,加之误导与误读、错位与暗合的交织,很快做到了去“小道”上“大路”,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新小说”的工具性、媒介性被彰显,而文学性、艺术性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二、“新小说”的传播观念
“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是现代传播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在西方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传播”一词在最早兴起之时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两种不同的解释或者说两种不同的理念.和许多世俗文化一样,这两种传播观念都有着宗教渊源.这与“传播”一词的起源意义有关.
传播的“传递观”：“传播”一词最早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原意为通讯、传达、交换（意见）、交流、交通等等”.⑤19世纪及其之前,是传播空间和范围都极其有限的时代,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货物（或人）所达到的地方也是信息所到之处.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息传给他人”,就是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以实现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传播时的速度与效率.在此,传递和运输是不可分割的.“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⑥.
现代传媒进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传播的传递观的最好诠释.为了“全球化”以及更深远的目的,传教士不远万里从西方来到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实现了空间和地理的位移.传教士们带来西方“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以期控制和改造中国“荒蛮”的封建社会,建立和开拓上帝的领地,实行一种救赎行动.这是“传播”一词的精神含义.之后每一种新兴的传播技术都被视为一种征服空间和人类的理想之物,印刷媒介进入中国即是如此.到了后晚清时期,随着现代传媒的本土化,国人在掌握了印刷出版技术之后,首先利用它强有力地配合了“戊戌变法”运动,现代传媒在中国第一次显现出巨大的“革命性”力量.“新小说”的出现,也是这种传播观念的体现.“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为启蒙民智,达到“新民”的目的,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并从“政治小说”入手提倡“新小说”,将其作为“新民”和政治斗争的新工具.“新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出的追求与传播的传递观颇为契合.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有最充分的展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⑦梁启超赋予小说如此大的力量,亘古未见,它体现出传播者对社会、对国民精神进步的深切期盼：提倡政治小说,以期改良群治.一句话,就是希望通过“新小说”的传播,达到对国民精神、思想的一种控制.在这里“新小说”不仅是维新派的政治工具,同时还成为一种理想和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将小说作为政治需要的工具,这在理论上不甚高明,但由于它契合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和需求,不仅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还吸引了大批才俊从事“新小说”创作,使得“新小说”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和繁荣起来.当时就有人评论说：“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而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也.”⑧“新小说”所形成的政治理想和时代风尚恰恰契合了传播的另一种观念——传播的“仪式观”.
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比传播的“传递观”更为古老的观点.从“仪式”的角度考察,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⑨也就是说,传播的“仪式观”是要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这也是传播的起源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⑩由于《新小说》的刊布,《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等一大批文学期刊相继创刊.文学期刊的兴盛,为“新小说”的创作形成一种新的媒介环境或称文学场域；“新小说”的创作吸引了文化精英和文学才俊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一起“参与”和“分享”,形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拥有“共同信仰”的“文学场域”.从1902年梁启超推崇小说为“文学最上乘”,到1907年黄小配发表文章称小说为“文坛盟主”,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小说界革命”获得巨大成功,由此也在传播界形成一种公共舆论环境.以小说杂志和“新小说”创作为中心,不断吸引同道,也不断寻求文学创作的新道路.
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观念,但并不相互否定.传播的“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或态度改变过程,传播的“传递观”同样承认仪式性行为在社交活动中的地位.而“新小说”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同时呈现出的这两种观念,说明现代传媒发展到晚清,这两种传播观念在中国都有了很好的继承和应用.
当科学和世俗化力量得到普及后,传播就被看作是一种过程和技术（即“传递”和“仪式”）,但是,它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主导作用从未消失,对精神进步的深切期盼始终存在,以至于许多人依然寄希望于利用传播的进步来解决一切问题.报刊印刷媒介在晚清时期是一种新兴传播技术,被传播者视为一种征服空间和人类的理想之物,有了作为媒介的《新小说》和“新小说”的成功,才会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新小说”成功的重要启示在于：它使中国人见识了一种带有宗教意义的现代传媒技术、通过中国人喜欢的文学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新小说”的传播学意义大于其文学意义的关键所在.
三、“新小说”的媒介功能
“新小说”的媒介功能体现了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维尔提出的关于传播的社会功能说：它以正在发生的事件为中心,对社会环境进行监视并绘制出情况报告,亦即寻求救国良方并传知改良、新政信息以及启蒙民众；人们借助“新小说”媒介,得到一种同周围的事态发展和社会有关联的感觉,即“新小说”所描述的内容、追求的观点、寄予的期望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展望等被民众所接受,它使每一个人和组织能够构成自己对在后晚清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印象,使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在同样的规范范围中相关联,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充当协调、解释、劝说、指挥和规定社会规范的角色；“新小说”还寻求和传授新知识、新思想,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亦即将新知识、新思想、新规范充分地“社会化”,以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至于“新小说”的娱乐功能,则在随后的“新小说”创作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张扬.
如果借用施拉姆在《大众传播概论》中的著名观点,将“新小说”比作社会雷达,那么它的监督和传播作用则更加清晰.它为黑暗中的“船只”（“新小说”中关于“中国”的意象）确定所在的位置,以便有利于船长观察船只周围的情形：黑暗中暗藏着什么危机和机会？方向正确吗？前方是什么？岩石和暗礁在哪里？是否有危险？危险是什么？挽救的良方是什么？“送罗盘”（挽救危急中船只的“良方”,“新小说”的一种创作意象）是否灵验？该如何使用？前进中的航道是否安全？要到达理想的彼岸,方向是否正确？能否顺利到达？作为社会雷达的“新小说”,就是号召船上的所有人都来继续不断地监视这个复杂的、险象环生的环境：识别敌友,规避风险,寻找机会,获得新生,到达理想的港湾.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小说”为大众努力创造了一种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感觉：让大家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一种附属感、亲近感,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遇到新的问题和缺乏经验的时候,更加依赖这个“雷达”给大家指明方向.在这里,“新小说”就是大众媒介,大众依靠它观察社会环境,绘制“日出”（“新小说”关于中国的新生的意象）时的图景,给大众以希望.
晚清时期,印刷媒介（报刊）是一种新技术、新媒介,先是梁启超的《新小说》创刊,随之而来的便是大批文学刊物的刊行、“新小说”及其之后的通俗文学滥觞.“媒介即是讯息”的意思是,随着“新小说”的繁荣,一种全新的媒介环境创造出来了.这一新环境的“内容”,是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农业时代的晚清社会和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交织下的机械化环境.新的印刷技术创造了新的环境,也为人们提供了感知环境本身的媒介.技术使人们认识到它的心理和社会后果,在这一点上,技术开始发挥艺术的功能.艾吕尔认为：“技术是一个自我定向、自我扩张的社会进程.”?輥?輯?訛社会组织和运作的变革紧随着主导媒介的变革而变革.技术现象是每一个时代都特别关注的主要问题,在每一个领域,特别是当面临重大历史选择关头,人们都在寻求最有效的解决方法.结果,现代传媒及其先进的技术,成为维新变法时代改良派宣传变法主张、鼓动民众的首选,这也是戊戌变法时期为什么会在中国第一次掀起办报热潮的主要原因.
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被梁启超当作宣传利器的现代传媒——报刊印刷媒介及其技术被更加重视,《新小说》便是梁启超利用现代传媒新技术进行自我政治定向、实现改良目的的最有效的工具和方式.一旦人们接受“新小说”这种现代传媒的新的技术产品,也就接受了其承载的文化、思想以及技术标准.主要刊载旨在传播新思想,以期改良民智的新的文学样式的文艺期刊的快速大量涌现便是最好的例证.“新小说”以极快的速度空前繁荣,形成一种以“新小说”为媒介特色的新的媒介环境,也有人称之为“公共政治领域”,在这个新环境中,充满了现代性色彩极浓的新的话语.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断言：在相对封闭的社会里,由于传播媒介的不发达,传统往往决定着现在和未来；在媒介便于运输的现代社会里,报刊等便携式媒介有利于制度、法律和生活规则从权威中心传播到遥远的地方.伊尼斯和麦克卢汉都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了深重的影响.所以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还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我们知道,不同的媒介所塑造的社会结构是不同的,媒介环境当然也是不同的,其中的“公共政治领域”的具体内容和话语方式也随之不同.在“新小说”语境中,人们关注的是清朝的政治制度、现实社会生活、没落的国体、封建王朝的兴衰、新中国的希望等等,而忽视了“新小说”缺乏艺术追求的事实,或者可以理解成“新小说”试图解构传统文学精神,以便追求现代的、西方精神,最后达到重新建构中国新文学的目的.
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推动了中国现代媒介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传播领域,技术会压倒公共话语,同样,技术也会引领公共话语,在媒介中尤其如此.“新小说”的滥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媒介技术角度看文学：文学是一种技术,一种媒介,一种文化语境；从文学角度看媒介：媒介是文学的意义中介,文学的载体,文学的构成维度,更是文学的生存环境；从媒介功能和文学功能角度看：“新小说”承载了传播和文学的两种功能,也就是说,在晚清的最后时期,“新小说”的文学功能和媒介功能是完全合一的.
四、“新小说”的媒介力量
艾吕尔把技术和信息当作意识形态,认为“信息不以我们指望的中性形式存在,而是嵌入宣传之中”.媒介不仅仅是传播或办事的技术工具,它在建立关系、传递知识或指令甚至重建集体制度的同时,有一定的思想在指导行动,也就是说传播行动是在一定的语境（或者称媒介环境）中进行的,思想、行动、语境是不可分离的.从工具的角度来说,每一种新媒介都会形成一种新媒介环境,媒介不仅可以重建环境,还可以重建自我观念,成为一种的力量.
《新小说》以其媒介技术优势以及信息发送系统和讯息形式喧宾夺主,使“新小说”成为象征意义强大的流行口号,它不仅篡夺了“新小说”的文学价值,还凭借媒介技术的先进性来追求“新小说”的信息效率和社会价值,形成以“新小说”为主要创作形式和内容的文学场域,建立一个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以期争夺舆论空间的话语权.在这个舆论空间中,“新小说”通过传播者的大力宣传,重树国民追求、建立新国家的新观念.“新小说”通过对价值、目标和社会话语权的追求,很快形成一种范式.这段时期的“新小说”作品,对政治话语权的追求大于对文学性的追求,以至于很快使自己成为一种新思想营销的有效广告,使得全社会群起而“谴责”社会黑暗及其一切弊端.因为“新小说”适应了晚清文学界求新求变的潜在要求,适应了“革命”的时代风尚和情感指向,所以才会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这就是“新小说”所显示出的媒介力量和价值.
现代报刊印刷媒体在戊戌变法时期已经被证明了具有左右人们的意图的力量,在之后的各类传播或宣传实践中,更是拥有了史无前例的威力.《新小说》以及之后创刊的文艺期刊所发表的“新小说”,在当时只是利用了媒介技术,使用文学修辞技巧,采用的是对社会民众简单的宣传影响模式,但因为其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和国人的情感指向,效果却是非常地好.这种结果非常符合艾吕尔对宣传所下的定义：“大批人积极地或消极地参与宣传行为,由于心理上的操纵,许多个体结成一体,融入一个组织.”?輥?輰?訛可见宣传所利用的技术及技巧具有的力量.在这里,《新小说》等报刊印刷媒介的大规模传播不仅为“新小说”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提供了重要阵地,更为“新小说”的宣传提供了最好的背景,使得所宣传的思想和内容被受众所接受.宣传的顺利进行,说明受众甘心情愿地接受了现代技术和技术方法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更说明现代传播是传播集体信念和现实情况的主要手段.《新小说》和“新小说”一时成为政治话语的中介和中间力量,相当于17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印刷小册子,起到的是动员社会的作用,并得到社会的热烈回应：刊载和出版“新小说”的期刊和书局不断涌现,“新小说”作品蔚为壮观,在塑造公共政策、宣传新思想方面力量非凡.
“新小说”的指向是所谓的“改良群治”和进行“小说界革命”,也就是用“新小说”的形式,通过新质的现代思想观念来改革社会,影响人的观念,改变人的思想,以便积极参与维新,改变旧的社会,使旧事物向新质变革.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新小说”的创作策略是急功近利式的“抄近道”,牺牲了小说的文学性.“新小说”毕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感性产物,是一种受到地理（现代化城市）和历史（没落的后晚清时期）限制的社会学和文化现实.作为一个文化、文学现象,它在思想传播界引起的强烈反响部分地决定了它的存在和成功.作为新生事物,它引起了许多思辨和争论,这种思辨和争论至今还在继续.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新小说”的文学性远远不够赢得所有人的赞扬,因为,站在它的旗帜下的人也不是毫无保留地赞成它的.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从整个文坛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意义依然重大：它形成了一个时代的特有风尚,给传统文学和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新小说”的许多因素被“五四新文学”继承和接收,再加上“五四”新作家的探索和创新,赋予了“新文学”积极的意义和张力,以致几乎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传统和风尚.
晚清时期,在媒介技术和文学技术交汇中的“新小说”既紧密地配合了传播者“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充当了传播媒介的角色,又形成了一种文学新样式,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化风尚,起到了报刊媒介和文学媒介的双重传播效用,成为现代传媒的副产品.因此,麦克卢汉才会断言：“传播媒介并非仅仅是催化剂,它们本身就有自己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这些性质进入了社会炼金术和社会变革的时时刻刻.”?輥?輱?訛“新小说”既是“个人”的又是“群体”的,它以强烈的“观点”参与群体意识,并引导着群体的情绪.
晚清时期,印刷媒介、社会形态和社会群体意识以及自我意识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并以复杂的方式彼此影响着,“新小说”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技术作用.
五、“新小说”的过渡性特征
梁启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具有特殊过渡价值的英雄人物,他的“新小说”观念正是以其过渡的特殊价值呈献于文学史上,令人无法忽略.梁启超“新小说”观念的提出,时值维新变法失败东渡日本之后.在政治压力之下,他转而以小说求取舆论功效,以小说“发表区区政见”,在“民德、明智、民气”上做文章（《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客观上把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顺应时代政治需要而不顾及文学本体的重大缺陷.“新小说”观念核心是“二德四力”,目的在于提高民德,开启民智,鼓舞民气.小说的审美价值并不在他的观念视野之内.从他的“新小说”的第一篇领旗之作《新中国未来记》中便可清楚地看出其端倪.
梁启超惯能以精辟而又充满与感染力的语句宣布一时代的真理.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即号准了时代的脉搏：“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是政治之过渡时代也”,“是学问之过渡时代也”,“是理想之过渡时代也”,“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輥?輲?訛过渡时代是英雄豪杰大展身手的绝好时机,梁启抓住了这个契机,将“新小说”作为舆论的工具,奋勇地推到了历史的大舞台上,使小说不仅登堂入室,而且成为耀眼的“新贵”.
梁启超首先指出政治小说的作用,继而提出“新民”的目标.以小说为这个目标服务,实际上就是让小说发挥“舆论”宣传作用与教化作用.他指出：“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輥?輳?訛作为“母舆论者”的梁启超,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用圣人之心培育民德,以西方智慧引导民众的一般心智,以改良政治的前景鼓舞民气.具体便是提倡“新小说”,用“新小说”将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理想的未来境界,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是他的这一思想的鲜明体现.
《新中国未来记》之外,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还有创作《旧中国未来记》和《海外新中国》两部小说的计划,前者打算写未成立“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之前的中国人作为奴隶的惨状,后者写在海外进行的地方自治的成功.其实三篇不同结果的政治,只是梁启超的立宪政治的几种可能性的舆论选择,在成败之间,民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疑它要形成舆论,形成一种以《新中国未来记》式的君主立宪为政治选择和历史进程的舆论空间.
梁启超认为小说入人易、感人深,一种舆论通过小说传达到民众要比其他形式来得容易,因此,他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总是出现大段的人物辩论,使得作品成为作者政治声音的传声筒,毫无艺术性可言.《新中国未来记》未写完,计划中的另两部也未动笔.看得出来,梁启超心目中的小说实际上是用来为过渡时期的舆论服务的,一旦舆论宣传工作失去了意义,小说也就失去了其工具的意义了.
梁启超未完成的《新中国未来记》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在立宪政治,他的小说创作的影响远不及他创办的《新小说》的影响以及其极力推崇的新小说观念的影响大.《新小说》条例第一条述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显然,小说被明确地充当了宣传爱国的政治舆论工具.
梁启超所拟定的刊物内容有15种,详细列出3种：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政治小说”即所谓“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历史小说”的主导倾向就是造成反对专制统治的舆论宣传声势；“哲理科学小说”刊登有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莫尔的《华严界》（《乌托邦》）等,都是宣传社会理想助成舆论的,此外,则是凡尔纳的一系列科幻小说.梁启超真正重视的只有这三种小说,其他各种都“题未定”.他打算要完成的,也就是这些有舆论宣传作用的内容,而亲身从事的则是“政治小说”写作.
“政治小说”以今天的文学类型的理论观之,很不科学,但从梁启超当年的小说观念及舆论目的看,却是理所当然的分类方法.他还以西方的经验来验证政治小说在某种政治改革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必然性,借助日本文学的经验,梁启超治政治小说写作最勤,也幻想着中国政治小说能有与西方相似的使“议论为之一变”的效果.
但是,中国的社会不是西方的社会,中国的国民也不是西方的国民,梁启超对这一事实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必须“新民”,而“新民”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过程,仅仅依靠几个豪杰、志士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政治小说仍然值得写,但目标却不仅仅在一时的鼓动民气、制造维新舆论了,“新民”——提高国民素质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从《译印政治小说序》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历时五年,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舆论作用依旧.
“新小说”的含义是“使小说新”,是使小说担当起新的政治、道德使命.“新小说”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文学现象的共名,梁启超的新小说宗旨影响了一代小说家.
政治精英们对文学的看法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其功利色彩甚至较古代正统文学观念更甚.正统文学观念在主张“以文治国”时,还没有把文学当作教科书,来规范老百姓的活动,而康有为则主张：“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日本书目志·识语》）这种对小说的功利主义态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正统文学观念.梁启超把中国社会的腐败,归之于小说的腐败,排斥《水浒》、《红楼》,称其“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并不是梁启超的艺术鉴赏力低下,他其实有着颇为出色的艺术鉴赏力,但是他的政治需要使他不能不提倡为政治服务的“新小说”,而排斥批判那些不为政治服务,与“实用”无关的小说,不管它的艺术水平是如何优秀.因为对他们来说,离开“实用”与政治功利,艺术性再好的作品,也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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