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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怪圈
陶渊明有他心目中理想的圆圈,那就是先行出仕,游行四方,获取官俸改善生活：然后归隐,回老家过潇洒惬意的田园生活.他出仕的目的主要在于具体的经济利益而不包含多少高远的政治宏图：其归隐则是回老家的农村,绝不到处奔走去搞什么商业活动.先进入体制获得物质利益、后退出体制享受自由,为了实现这样的人生规划．陶渊明把这样一个美妙的圆圈反反复复地画了五六次,结果形成一个螺旋形“怪圈”.
◇顾农
隆安五年(401)冬天,陶渊明遭遇母丧,依礼制退出官场.就在他居丧期间,政局进一步发生巨变.元兴元年(402),尚书令司马元显称诏发兵讨伐桓玄,桓玄迅即攻人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父子,自封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兼统西府、北府军,一举取得了军政全权：元兴二年(403)冬,桓玄“接受”禅让,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晋安帝司马德宗则被安置到浔阳,软禁起来.
先前以晋安帝为旗帜的东晋王朝腐败已极,完全失去人心,所以当桓玄攻入建康之初,“京师欣然”,开局良好；可惜桓玄同样腐败,举措失当,于是很快就“朝野失望,人不安业”（《晋书·桓玄传》）,预示着形势将进一步发生变化.不到一年,桓玄就被北府兵将领刘裕打垮,东晋王朝得以恢复.义熙元年(405)晋安帝复辟,实际掌握国家大权的则是刘裕.
在当时的风云变幻中,陶渊明虽因母丧而完全置身事外,但感情上明显地倾向于桓玄,对于晋安帝司马德宗被软禁于浔阳,他不置一词.
但是陶渊明又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当桓玄失败身死之后,他一度进入镇军将军刘裕的幕府任参军,但为时甚短：稍后又改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效力,充当他的特使到首都去执行公务.这时他的头衔也是所谓“参军”——一种发生军事行动时临时的差事（《晋书·职官志》载,将军府的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等,“受命出征则置参军”）.
只要不是一般行政机构里的“吏职”,陶渊明都还能接受,但在刘敬宣手下时,他关于归隐的决心就完全下定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可知到乙巳即义熙元年(405)三月,陶渊明对自己的“一形似有制”、失去充分自由深感不满,对如此卖劲地在外面奔走效劳狠狠地自嘲.（“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四句诗表明陶渊明已经到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了.
但他倒也没有在结束此番“使都”之行后立即实行归隐,却又当了一段彭泽县县令.此事出于当时在朝廷上具有高位的叔叔陶夔的安排,陶渊明不便不领他的这份情,当县令也可以进一步为归隐筹集资金（详见《归去来兮辞》小序）,所以就照办了；但他的“园田梦”太强烈了,八十几天后终于拂袖而去.
陶渊明最后这三次为官（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的时间,包括其间的空隙,加起来也不足两年,义熙元(405)年十一月他终于彻底归隐了.
先前陶渊明在居丧期间写过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诗,这就是元兴二年(403)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眄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一作洁）.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诗的前一半痛陈自己在衡门之下饥寒交迫的苦况,不,经济方面问题很大啊.“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这样好的雪景,自己也无心欣赏,只觉得“了无一可悦”,自己已经穷得顾不上审美了.
子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而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承认自己是“谬得固穷节”：本来并不想如此,而是实逼处此,没有办法.“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二句说,出仕乃是光明大道（汉儒公孙弘任宰相,封平津侯）,退隐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他又自我安慰说,既然前一条路走不通成,那么退回故园也还不能算是“拙”.
陶渊明这时本心深处并不打算“拙”,并不想固守其穷,只不过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同他几年后主动归隐、“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心情是完全两样的.到归隐后,“拙”已经成为他引以为自豪的品格,而非现在似的无可奈何了.
居丧期间的陶渊明又写过几首四言诗（《停云》《时运》《荣木》）,流露了急于出山的迫切心情,又忽然为外祖父孟嘉写传,大讲其人与桓温的亲密关系.凡此种种皆大有向桓玄致敬的微意：对于被桓玄赶到浔阳来的晋安帝,他未有任何表示.
关于陶渊明两度为参军的经历,史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从过去他为官的经历看去,他的目的应当仍在经济收入,因为丧母须花大笔的钱,又闲居数载,经济上必有问题.至于最后一次充当彭泽令,经济因素尤其明显,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小序中不仅明确地说到这一次复出可望有一笔不菲的“公田之利”,也就是充当县令的官俸（参见拙作《陶渊明与五斗米》,《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而且说起过去历次出仕都是“口腹自役”——为了吃饭而奔忙.
陶渊明相当于后人为解决生计而谋职.
但是除了要吃饭,他还需要自由,精神生活的意义决不下于物质生活.县令本来也还是可以当的,这同在州里担任“吏职”要时时看上司的脸色、听领导的吩咐不同：可是一个郡里下来的纪检官员督邮忽然产生了意外的影响,《宋书·隐逸传·陶潜传》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日：“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公田之利”固然重要,个人自由价值更高,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舍鱼而取熊掌,于是即日解印绶去职,回故乡隐居.
陶渊明又画了一个始而出仕搞创收,终于退场要自由的圆圈.
陶渊明归隐以后,也曾有人劝他东山再起,他不同意,说是“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书·隐逸传》）言行一致,态度坚决.
此时陶渊明日子过得潇洒,不愁生计,一度还有“我土日以广”（《归园田居》其二）的大好形势,稍后发生一次火灾,损失甚巨：到他晚年,经济状况更差,所以当刘宋王朝有意请他出山的时候,他准备接受,只不过很快到来的死亡把这一切都结束了.
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元嘉是宋文帝的年号.此事虽未能实现,但后来仍然有专家称陶渊明为“宋征士”（钟嵘《诗品·中》）.陶渊明之所以“将复征命”,无非是因为想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晚年的陶老身体很差（“躬耕自资,遂抱赢疾”）,多日躺在病床上（“偃卧瘠馁”）,正是在这样实在难以为继的困窘处境中．他表示可以考虑复出．可惜这已经来不及了.
为了生活,创收是必须的,但自由高于创收,而生命又高于自由.最好是既有较多收入而又相当自由,可惜这两者不容易兼顾.陶渊明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端中摆来摆去,多次往返于体制内外,先后画出了一个又一个圆圈而始终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折腾中,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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