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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人用剑到荆轲谋士说
内容摘 要：
摘 要：《史记·刺客列传》中关于荆轲“用剑”、“论剑”的记载反映出荆轲是一名士人,而且其擅长的能力是智谋与言辞,其身份应该是一名谋士.荆轲的这些能力符合战国时期使者的特点,故太子丹派遣荆轲出使秦国,是为了让荆轲骗取秦王信任,为刺杀创造机会.由于荆轲并不具有足够的刺杀实力,所以我们认为真正负责刺杀秦王的人很可能不是荆轲.
关键词：荆轲 论剑 谋士 使者
《史记·刺客列传》提到了荆轲“击剑”和“论剑”之事,此后又发生了刺杀秦王嬴政一事,所以多数人便将荆轲的形象固化为一名刺客.但通过对“击剑”、“论剑”的含义的研究以及《刺客列传》中荆轲其他能力的描写,我们认为荆轲并不是一名刺客,而是一名谋士,下面笔者将结合文献对荆轲身份进行具体论述.
一.剑是战国士人的身份象征
《史记·刺客列传》中有如下一段话：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1] P2527
许多人据此认为,荆轲能够与盖聂“论剑”,说明荆轲剑术虽不及盖聂,但其本身是具有一定剑术水平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出于对“论剑”的误解而导致的.文献并无关于荆轲与盖聂“论剑”内容的记载,故我们不能肆意解释“论剑”的含义.而通过寻找文献中的例证,我们可以发现“论剑”并不能反映个人剑术水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讲道：“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司马迁认为具有“信、廉、仁、勇”这些品质的人才能够“论剑”,说明“论剑”与个人品行有关,并没有提及“论剑”与个人剑术修为的关系.
除了“论剑”,文献中还有关于“说剑”的记载.《广雅·释诂二》：“说,论也.”《礼记·少仪》：“工依於法,游於说.”孔颖达《疏》：“说,谓论说.”故“说剑”一词可以解释为“论剑”.《礼记·乐礼》中记载：“武王克殷反商……然后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孔颖达注曰：“此论克商之后修文教也.”这段话指武王灭商之后实行文教,故而勇猛的战士也穿上冕服插上笏,开始谈论剑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教活动.
《庄子》中有《说剑篇》中提到赵文王好剑,为此养了三千余名剑士,以致赵国国力衰退.赵国太子请庄子劝说赵文王,于是庄子以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之说劝服赵文王放弃豢养剑士.这里的“庄子说剑”显然也是一种文教活动.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说剑”是一种文教活动,“说剑”者既有勇猛的虎贲之士,也有不会剑术的庄周,而且他们“说剑”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止武.孙武、吴起“论剑”,关系到的是“信、廉、仁、勇”等方面的个人品格问题,所论的也不是个人剑术,而是治国行军的政治、军事思想.所以,荆轲与盖聂论剑的内容,不能径自理解为交流个人剑术.盖聂又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这句话正好反映出荆轲与盖聂所谈论的内容并非个人剑术,故盖聂说其“不称”.由此,盖聂与荆轲“论剑”一事,我们也就不能作为讨论荆轲剑术水平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说剑篇》提到的赵国太子形容剑士说：“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赵文王门下众多剑士皆是头发蓬乱、衣服紧身、瞪着眼睛并且说话艰涩,这样的描述或许略有夸张,但是也反映出战国时代的剑士一般形象.《刺客列传》中盖聂“怒而目之”是较为符合剑士形象的,而荆轲却喜好论剑,甚至广交贤豪长者,以言语应对秦王嬴政,这些行为似乎与剑士“语难”的特点不符.
从荆轲“论剑”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荆轲的身份并不像一名修习武术的剑士,荆轲好“击剑”自然也不是剑士的象征.
战国时代佩剑和用剑者并不仅有习武的剑士.《释名》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又敛也,以其在身,拱时敛在臂内也.”剑是一种便于携带的,佩剑之举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
除了防范意外,先秦时期的大夫士人等都通过佩剑来表示身份.《周礼·考工记》记载：“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中其茎,设其后.参分其腊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这种佩剑制度表明士人之间能够通过佩剑表示身份地位的差异.
除了《周礼》所记载的士人佩剑制度外,还有大量文献说明了佩剑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1）“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史记·周本纪》）
（2）“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史记·周本纪》）
（3）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史记·吴太伯世家》）
第（1）条记载的是武王伐商胜利后举行的一种仪式,仪式中的剑和钺是搭配使用的,而我们知道钺是王权的象征,那么与其搭配使用的剑也应当和钺有着相近的地位.第（2）条文献中护卫武王的周公和召公都是执钺,而散宜生等人执剑,也说明剑的地位与钺相近.第（3）条文献中的季札之所以最初没有将宝剑献给徐国国君,并非因为宝剑的价值高,而是宝剑是使者身份的重要象征.
正是因为同时具备了实用性与象征性,所以战国时期不善武力的士人亦有佩剑.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1] P2359
冯驩是孟尝君手下一位有远见的谋士,投靠孟尝君时,冯驩已经身无长物,却依旧剑不离身,可见剑是士人身份的象征,对士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刺客列传》形容荆轲“好读书击剑”,足以证明荆轲是那个时代的士人,但是不足以证明荆轲是一名剑士.
二.荆轲善于谋略
要区分荆轲属于哪一类的士,首先需要我们对战国时期士人状况有一个概念和分类.
士最早产生于商周时期,《诗·大雅·文王》中周人称殷遗民为“殷士”.刘泽华指出春秋以前的士所受的教育多为军事和作战技术,商代和西周的士基本等同于武士.而春秋以后,士人阶级受到社会发展和诸侯争霸的影响下,发生了由武到文的历史转变.[2]P8-13随着社会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士分类愈发复杂,如《墨子·杂守》中有“谋士”、“勇士”、“巧士”、“伎士”,《庄子·徐无鬼》中有“知士”、“辩士”、“察士”、“仁义之士”、“筋力之士”等.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上层贵族所养之士能力众多,故而对士的称呼也愈发繁化.在众多养士贵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战国四公子.严可通过统计和研究关于战国四公子养士的记载,将四人的门客按照能力分为武士、策士、辩士三大类.[3]P15-19
荆轲作为燕太子丹的门客,其能力也必然不会超出这三类.结合《史记·刺客列传》对荆轲的描写来看,荆轲当是以智谋言谈见长的策士,而并非是一名武士,这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
1.荆轲希望通过智谋获得卫元君赏识.《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荆轲想要获得卫元君青睐,必然是向卫元君展示其擅长的能力,司马迁说荆轲“以术说”,表明荆轲对其智谋与言谈方面的能力更为自信.
2.为太子丹谋划刺秦.刺杀秦王的计划是太子丹率先提出,但是完善整个计划的却是荆轲.《史记·刺客列传》中太子丹说：“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太子丹提出了刺秦计划,却是纸上谈兵,企图效仿曹沫和齐桓公.但是刺秦一事不可能仅凭这一想法便能成功,于是荆轲提出了更实际可行的方案.荆轲提出：“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可见荆轲的考虑更为周密,而且善于利用现实条件为刺杀创造切实可行的条件.
3.临危不惧,应对秦王.荆轲与秦舞阳面见秦王,秦舞阳恐惧色变,在此危急关头,荆轲说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荆轲在危急关头的处理与应变能力反映出了他超人的胆气与智慧.
另一方面,荆轲虽然习剑,却并不擅长剑术,文献中也多有表现：
1.荆轲从未向他人展示剑术水平.无论是希望获得卫元君任用,还是面见盖聂,又或是与鲁句践争执,荆轲从未展示剑术.
2.荆轲被药箱击中.《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夏无且身为侍医,自然不擅武力,其背负的药箱相较荆轲的来说更为沉重,难作为投掷的武器使用.但是夏无且投掷药箱的行为给了秦王绕柱躲避的机会,说明夏无且给荆轲造成了阻碍,也就是说药箱很有可能砸中了荆轲.相较于药箱来说,轻巧,飞行速度快,而荆轲危急关头“引其提秦王”,却未能击中秦王.这两者对比之下,荆轲的武艺与剑术水平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相较于剑术来说,荆轲更擅长谋略和言辞,如果将荆轲归类按照门客的能力归类的话,荆轲应该属于策士.
三.荆轲使者身份探析
由于司马迁将荆轲写入《刺客列传》,人们对于荆轲的关注点多停留在刺客身份上,却容易忽略荆轲是以使者身份作为出使秦国的.刺杀秦王是一项危险的计划,需要经过稠密的准备.荆轲说到：“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由此可知如何获得秦王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既然荆轲要以使者身份进入秦国,除了准备樊於期的人头和燕督亢地图之外,荆轲本身自然也要具备使者必要的能力,其身份才不容易引起秦国的怀疑.
战国时期大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常常需要通过使者来实施谋略和计划,为本国谋取利益,所以智谋和言辞是使者必不可少的能力.通过对比他们战国时期优秀的外交使者,如张仪、蔺相如、虞卿、毛遂等人的出身和事迹,我们能看出,这些使者大多数都是出身平凡,本为国君或卿大夫等上层贵族的门客,后因为展现出过人的智谋与能力而被派作使者出使他国,并且展现了出色的谋略与言辞能力.所以,战国时期诸侯派遣的使者可以不论出身,但是必须具有优秀的谋略和言辞能力,由此才能完成使命.
从《史记·刺客列传》中我们看到荆轲虽然不是燕国人,但是他正是擅长谋略和言辞,这两个特点恰好符合战国时期国君对于使者能力的要求.所以,太子丹任用其为使者,并不是因为荆轲技术水平的高超与否,而是认为荆轲有应对秦王嬴政的能力,能够保证刺杀计划顺利展开.
若确定了荆轲使者的能力和身份,那么我们不得不探讨的问题就是刺杀秦王究竟是不是荆轲的任务.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1]P2534
结合荆轲的使者身份以及这段记载来看,荆轲与秦舞阳分别是一文一武,那么在这个刺秦计划中,荆轲与秦舞阳很可能有不同的分工：荆轲应该负责疏通关系,获取秦王信任；而秦舞阳则很可能是献上地图并实施刺杀的刺客.
综上,我们结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分析了荆轲用剑论剑的行为,并由此荆轲应该是一名士人.同时我们对比了关于荆轲智谋和剑术的记载,肯定了其擅长的能力是智谋与言辞,其身份应该是一名谋士.最后,我们简要分析了战国时期使者应具备的要素,确定了太子丹派遣荆轲出使秦国,是因为荆轲具有作为一名使者的能力,能够获取秦王信任,创造刺杀机会.由于荆轲并不具有足够的刺杀实力,所以我们认为真正负责刺杀秦王的人很可能不是荆轲,荆轲只是在成败的关键时刻接过了秦舞阳的任务,想要完成刺杀秦王的任务,却最终因为不擅武力而失败.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刘泽华：《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3]严可：《战国四公子养士问题研究》,湘潭：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基金项目：西南大学2016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基于GIS系统的空间分析技术的先秦铜剑交流演进谱系”（SWU1609257）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何磊,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先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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