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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借用视角下的汉壮饮食文化融合

内容摘要：从秦始皇统一南越后,汉民族文化作为优势文化进入了壮族文化圈,文化上碰撞呈现出了以壮族文化吸收汉民族文化为主的态势.文化的融合能够从语言借用上得到反映.从壮汉两种语言在饮食文化的借用上来看,汉族的一些食材、饮食器具、烹饪技术、饮食方式等都被壮族人民所采纳.

关键词：汉语壮语借词文化融合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种文化不断在此发生碰撞融合,不同的语言也随着文化的碰撞互相影响.汉族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进入该地区后,对该地区原有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化的影响可以从语言间词语的借用窥见一斑,因而,分析汉壮饮食文化词的借用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语饮食文化的融合状况.然而,就我们搜集的资料来看,分别研究汉壮词语借用和汉壮文化影响的成果有一些,而专门从词语借用的视角来探究汉壮饮食文化融合现象的相关成果尚付之阙如.如曹凯的《从<壮汉词汇>看汉壮语的接触》[1],通过对《壮汉词汇》中汉语借词的整体考察,以语素和结构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壮语与汉语的接触关系,以及壮语受汉语影响的程度.蓝庆元的《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2]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壮语中各个时期的汉语借词.韦玖灵的《试论壮汉民族融合的文化认同》[3]、顾有识的《试论历史上的壮汉互为同化》[4],以及宋涛的《广西壮汉民族相互融合现象探析》[5]等都对壮汉文化融合状况做了分析.他们都认为,壮汉文化是在壮汉民族长期而频繁的文化交往碰撞吸纳中走向融合,融合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学界应扩大对壮汉文化融合广泛性研究,应多角度分析探讨二者融合情况,进一步深化壮汉两族的文化融合现象.

本文拟从词语借用的视角来探究汉壮饮食文化融合现象.以查阅相关壮汉词典、壮汉借词研究的相关论著等作为搜集语料的主要渠道,并深入壮族集聚地武鸣等地区开展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验证相关语料的可靠性.

一.壮族和壮语的分布

壮族作为我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南方地区,范围东起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西至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达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南抵北部湾.另外,壮族是跨境民族,境外主要分布在与中国相邻的越南北部地区.

壮族人民拥有烙印着民族特色的丰富文化,其语言亦是丰富多彩.壮族的母语为壮语（hauq raeuz）,又称“壮话”,认定广西武鸣双桥壮语的语音为标准音.壮语为分析语,有声调,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台语支（壮泰语支）.壮语在1957年以前的文字系统是古壮字,是一种借用汉字的音、意和偏旁部首创造的方块文字系统,主要用于宗教人员记录经书和山歌手记录山歌等.壮语分布较广,不仅仅是壮族人使用,有些少数民族也使用,因而存在着一些分支.贵州布依族的布依语、越南岱依族、侬族的岱依语、侬语,实际上都跟壮语是同一种语言,可以看作壮语在不同地区的分支.壮语是中国和越南使用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流通于广西、云南、贵州、越南北部等地.每种语言中都有着各式各样的词语,或是生活类,或是哲学类等,词语中都蕴藏着一定的文化,反映着人类的智慧.壮族先民世代以壮语作为交际工具,当他们意识到缺乏自己民族文字的各种不便后,他们开始模仿汉字的造字方法,创制了古壮字,从此壮语便可用文字流传下来,并世代沿袭,为壮语的留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为壮族文化的继承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二.壮语与汉语的接触

汉壮语的接触和借用的历史较长,相互影响也较为深远.据蓝庆元的《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2]3记载,壮语受汉语的影响从上古就开始了,壮语中含有大量的中古借词,另外还有很多的上古借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原王朝的统治,平定百越,把岭南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之后,封建王朝对岭南的开发经营,给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也带来了汉语汉文化.两个民族的接触势必会出现语言的接触,语言的借用也将不可避免.在唐宋时期,许多汉族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相对安稳的南方,来自唐宋的中古音汉语还保留在岭南汉语分支——平话当中（平话在其他汉语分支进入岭南之前一直是这里的语音）.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壮语也从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词语,这些借词和中古音十分接近,也有比较整齐的对应规律可循.明朝在岭南戍守的将领和明末战乱又给岭南地区带来了大量汉族人口,这些来到岭南的汉人所带来的语言取代了平话,成为了新的当时政府学堂的语言,也成为了现在的西南官话的根源.[6]246-285在清末,随着广东广州被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大批的粤人溯西江而上来到壮族人民所居的广西,或逃难,或经商,他们所讲的粤方言也在一定程度对壮语产生了影响.在近代,许多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时从西方语言借入到汉语中的新借词又被壮语转借.到了现代,现代汉语借词在壮族人的日常会话中占30%以上,语言使用者文化层次越高,现代借词用得越多[2]2.

壮语中的汉语借词按照借入时间的先后可以粗略地分为新借词和老借词两大类,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语音形式,老借词主要是历代陆续吸收进来的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日常生活、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词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新借词是革命时期及其后大量涌入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新词术语,以复音词为主.

经济因素是影响语言使用的一个最明显的因素,它影响着词语借用的方向,在词语借用时总是经济水平低的民族语言向经济水平高的民族语言借用.汉族的经济发展比壮族快,因而在词语借用上以壮语借用汉语词汇为主,而汉语从壮语借用过来的词是非常少的,饮食类的词语更是屈指可数.

三.壮语对汉语饮食类词语的借用

壮语中的饮食类词语丰富,一些词语是本民族继承下来的,而有一部分是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而来的.蓝庆元在《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2]7-84,188-275中列出了一些汉语饮食类借词,以武鸣地区为例,下面将从饮食动作、食物味道、烹饪方式、饮食器具、食物种类对壮语中的汉语饮食类借词进行分类.

饮食动作：尝、含、淘米.

食物味道：味道、甜、咸、香、涩.

烹饪方式：熬、蒸、煎鱼、炖肉、腌、煮.

饮食器具：炒菜锅、锅铲、碟、匙羹、杯子、筷子、壶、盘.

食物种类中又分有蔬菜类、瓜果类、肉类、调味品类、糕点粉类、汤和饮料类、五谷类及其它.

蔬菜类：瓜、莲藕、茄子、南瓜.

瓜果类：石榴、梨、桃子、柑子.

肉类：鸡、腊肉、羊、鲩鱼、瘦肉、熟肉.

调味品类：豆豉、葱、胡椒、蒜、黄糖、油,食用油.

糕点粉类：饼、糍粑、粉、糕、面、茶、肉汤.

五谷类：豆、麦、豆腐、豆芽.

其它：宵夜、粥、杂粮.

另外,我们从李荣主编的《南宁平话词典》[7]中找出平话中与壮语的汉语借词部分对应的饮食类词语,如：味道、煎、煮、碟、羹、筷子、壶、盘、瓜、莲藕、茄子、南瓜、石榴、梨、桃子、柑子、鸡、羊、豆豉、胡椒、黄糖、油、米粉、糕、茶、豆子、豆腐、豆芽、宵夜、粥.

四.汉语对壮语饮食类词语的借用

语言、方言之间的影响一般都是相互的、双向的,从广西汉壮语分布情况来看说汉语的人数远远多于说壮语的人数,汉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对壮语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壮语对汉语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壮语对汉语就没有影响.但汉语从壮语中借用的词是非常少的.汉语中借用的壮语词有：

蜻蜓蜘蛛曾孙这扛

烦闷晒席旋转柚子

五.词语借用背后的文化融合

陈建民曾指出：“语言与文化是一张皮,不是毫无联系的两张皮,对这张皮,我们可以从这一面看看,也可以翻过来从那一面看看,即进行语言和文化的双向研究.”[8]45-48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既是密切相关,又是相互区别的,它们是具有共生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对其传承与发展的推动意义,同时文化又在语言的交流传播过程中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的点滴融于语言之中.所以,在研究壮汉饮食词语借词的过程中,对文化的融合进行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汇聚成辉煌灿烂不朽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反映出中国各族文化的无穷魅力.中国各民族的特色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向前.汉族历史悠久、人口多,这一现实条件必然决定了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深远与广泛.但不同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程度不尽相同,因为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程度受民族的包容性与排他性的影响.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由于壮族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与较小的排他性,使得壮族文化吸收了较多的汉族文化,这其中包括对汉族饮食文化的大量吸收.

（一）汉族食材的传入,丰富了壮族人民的饮食生活

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交通的便利,运输业得以快速发展,物资交流规模迅速扩大,形式变得多种多样.各色物资的传入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秦统一岭南后,壮族先民居住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加深,来往更加密切.中原地区的各种农作物相继传入,如豆类、麦类,豆子、麦、豆腐、豆芽等.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地区之间的交流就不仅仅局限于民族与民族、邻国之间的交往,更是跨越了海洋,达到了半球与半球之间的交流,饮食物资种类愈加纷繁复杂,除了玉米、红薯等作物还包括油茶、菠菜、石榴、荷兰豆、芝麻、凤梨等,这些物资都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汉语中专门创造了一些词语称说它们.而这些饮食物质又传到了壮族地区,壮族人民便将借用它们在汉语中的名称来称说它们.如：梨、鸡、腊肉、瘦肉、熟肉、糍粑、米粉等.它们传播的一个基本路径是国外—中原—岭南壮族地区.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可以说如今的壮族饮食文化是壮族饮食文化与汉族饮食文化融合的产物.

一般来说,壮族居住的地方交通都较为便利,加上壮族人民乐于接受新事物,所以,壮族的饮食习俗汉化程度较深.以节日饮食结构来说,壮族节日与汉族节日趋于相同.清明节汉壮两族人民都会制作粽子,带着纸钱、蜡烛、鸡等去扫墓、踏青.壮族人民同样也会在重阳节登高赏菊,端午节插艾蒿喝雄黄酒,中秋节赏月吃月饼.这些节日无不深深烙上了汉族饮食文化的特色.

（二）饮食器具的传入,改变了壮族人民的饮食习惯

壮族人民自己发明创造的饮食器具并不多,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汉族比较先进的器具吸引了他们,他们便采用当地材料仿造汉族的饮食器具.如壮族人使用的筷子实际上也是从汉族传入的.筷子,原本是汉族人发明并使用的,古汉语称为“箸”,多为木制的,而壮族人民根据“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的特点学习中原地区逐渐用竹子制作筷子并使用.筷子一开始还是作为一件“奢侈品”进行壮族人民的生活中,穷苦百姓家一般还用不起,最先用的只是富有的上层分子,直到明清时期壮族“搏饭而食”的现象才逐步消失.制瓷技术的传入也改变了壮族仅以陶碗盛饭菜、水的方式,同时也带动瓷质饮食器具在壮族人民当中使用,而一些瓷质饮食器具名称也被借入壮语,如：碟、（匙）羹、杯、壶、盘等.

（三）烹饪技术的传入,丰富了壮族人民的美食的制作手段

汉族美食丰富多样享誉世界,汉族美食并不只是传承自身的美食文化,而是在民族交往中借鉴和吸收各民族优秀的美食制作工艺,不断推陈出新,传播于全国,形成文明世界的中国美食八大菜系：北京菜系、山东菜系、淮扬菜系、四川菜系、广东菜系、江浙菜系、湖北菜系、福建菜系.之所以形成不同菜系主要是因为烹饪方式的差异.壮族的包容性和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使得壮族人民能够很容易地接触到汉族烹饪技术,并能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向汉族学习,因而吸纳了多种烹调技术,表达烹调技术的一些汉语词也得以进入壮语当中.如：熬、蒸、煎鱼、炖肉、腌、煮等烹饪技术.烹饪技术的传入更是突破物资的传播层面,转到了精神层次的交流.

（四）不同饮食方式的传入,改进了壮族人民的饮食样式

饮食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饮食生活的样式和方法.古代社会中壮族人民的饮食方式是“分食制”,即食物煮熟后按人数平分,围着火塘而食,一家人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别有一番风味.从壮族人民对火的崇拜演变为对灶神的崇拜可以找出壮族逐渐从火塘过渡到炉灶饮食方式转变的轨迹.古代壮族社会存在鼻饮和搏饭而食的饮食方式,但随着汉族人民饮食方式的传入,如：尝、含,这些就慢慢被摒弃,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多餐盘围饭桌而食就在壮族人民的生活逐渐流行起来.

六.结语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在长期接触的历史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丰富,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壮族人民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学习汉族的语言和先进文化,汉族人民在岭南地区落地生根,大大地推动了壮汉民族的相互接近和交往,有利于壮汉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了壮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多方面的迅速发展.

本文通过探究汉壮饮食类词语的借用,分析了词语借用背后的文化融合现象.从饮食词语借用的视角下去探析饮食文化的融合,不仅提供了探究民族文化的新视角,且研究成果也客观上丰富了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曹凯.从《壮汉词汇》看汉壮语的接触[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M].北京: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3]韦玖灵.试论壮汉民族融合的文化认同[J].学术论坛,1999(4):19-22.

[4]顾有识.试论历史上的壮汉互为同化[J].广西民族研究,1999(3):46-50+75.

[5]宋涛.广西壮汉民族相互融合现象探析[J].桂海论丛,1999(4):85-88.

[6]张均如等.壮语方言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7]李荣.南宁平话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8]陈建民.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J].语文建设,1999,(2):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