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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院教育与其对现代大学

摘 要: 明代书院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当时代教育的鲜明特点:重视因材施教,强调按照学生的资质进行教育;重视德育和智育的协调发展,注重院生学习知识和涵养道德在举业中的统一;重视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注重生活化和通俗化.明代书院教育的这些特点,对于改变现代大学以课程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弊端、发掘现代大学各学科专业课程的德育价值以及适应当今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要求,进一步开发现代大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书院教育;明代书院;现代大学;因材施教;德智并举;教育大众化;岳麓书院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5-0044-06

收稿日期:2018-0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36).

作者简介:邓洪波(1961-),男,湖南岳阳人,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宗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研究生;长沙,410082.

近年来,高校教育改革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明代书院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中不但注重因材施教和德智并举,还重视发挥书院在教育社会大众中的作用.这些无疑能为当今的高校教育改革提供诸多经验和启示.

一、学随资质:明代书院教育的因材施教

大学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1].高等教育要想实现全面发展且兼顾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教育教学中必须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

“因材施教”指的是要充分考虑到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和禀赋差异等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以图实现每个人才能的最佳发展.明代书院在教授学生时强调要“各随资质”,就是“因材施教”的表现.

因材施教在中国教育中由来已久.孔子在弟子请教时,就注重根据他们性格的特点给予不同的回答,以此对其行为加以鼓励或约束.《礼记·学记》中对因材施教的论述是“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这里的“博喻”指的便是“因学者之材质而告之”[2](p462—463).到了唐代,又有“顺木之天,以致其性”[3]的教育主张,也是强调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天性去引导其成才.从古到今,学校中学生的天赋始终不会处于同一水平,故而对其要求也应因人而异.针对学生在接受能力上的差异,明代书院强调生徒在读书学习时要各按其资质进行培养.

所谓“学随资质”,就是在教育中不搞“一刀切”,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使学生能够根据个人的认知水平和学习习惯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从而实现学习效果的最大化.明代书院教育主要围绕经、史展开.由于《四书》在明代科举考试中是必考内容,所以其在书院中的地位类似于现代大学的必修课;因《五经》可专修一经参加考试,而史书的作用在于辅翼经传,故它们的地位类似于现代大学中的选修课.但不管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明代书院都强调按照学生的资质进行教育.

明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在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约中规定:院生可先读《小学》,再读《四书》《五经》和明代御制书、史、鉴等,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读和读书应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是强调“各随资质高下”[4].与此类似,弘治年间,陕西弘道书院也规定院生无论是学习《易》《诗》《书》《春秋》《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还是学习《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通鉴节要》《续通鉴节要》以及《史略》《史断》等书籍,在诵读频率和强度的要求上都要随其资质高下进行,学生需各治一经,但其余四经可次第而观,如果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将《贞观政要》《唐鉴》《大学衍义》等书取来一阅[5](p1688).与现代大学以课程为中心的流水线式的人才培养方式不同,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更强调按照学生的个性特点对其学习加以引导,重视发挥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性,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学习空间.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必须以人的自由自主为前提[6].一个人只有在享有学习自由的前提下,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在学习可充分由自身支配的情况下,学生能够遵照个人的兴趣和能力去进行学习,这样自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学习的效率.明代书院强调学生读书学习“各随资质”,不对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做统一要求,还是着眼于对学生学习自主性与自觉性的培养.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式完全是因材施教原则的体现.据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一书统计,在书院得到全面复兴的明代中后期,全国各省书院的数量与其进士及第者数量的相关性达到了91.18%[7].这充分说明,明代书院“学随资质”的教育方式在培养科举人才上是非常有效的.

二、举业寓于德业:明代书院的德育与智育并重

德育和智育是人才培养的两大方面[8].现代大学要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在教育过程中坚持德智并举.品德与才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人十分关注的问题.西汉时,董仲舒曾言“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9]董仲舒认为,一个人如果只有高尚的品德而没有智慧,那他就不知道怎样去施加善行;如果一个人只有智慧而没有高尚的品德,那他即使知道怎样去施加善行,他也不会去做.所以,董仲舒强调做人要“必仁且智”.北宋时,司马光对德与才关系的看法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10]他认为才能是品德的支撑,品德是才能的统帅,一个人应实现的目标是“德才兼备”.董仲舒和司马光都强调人的品德和才智的均衡发展,这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着力点,具体到明代书院教育中,就是强调“举业在德业中”,要实现举业和德业的协调统一发展.

明代书院教育是在明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匡救官学浮躁的教风、学风和官学生员不重视自身修养的弊病.明代书院虽然反对院生过分沉迷于科举辞章记诵,但他们并不反对书院学生走读书应试之路.与官学不同的是,书院更重视学生对儒家经籍中所包含哲理的内省与感悟,注重学生“应举业”和“尊德性”的统一.

明代书院的智育主要表现在对科举之学的教育上.自隋唐以来,读书应举是士子尤其是寒门士子入仕做官、一展经纶抱负的必经渠道,书院对此亦洞若观火.嘉靖年间,湖南长沙惜阴书院在其学规中明确指出读书应举乃院生本务:“夫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不能舍耒耜以为力穑之具,而冀其有收,士岂可以舍举业取仕?”[11]万历年间,萧继忠在其所定湖北问津书院学规中亦言:“制举业为先资之言,正所以发挥圣贤道理,每会必出所肄业,共为衡量,匪独以中主司程度,亦以觇同学邃养.”[12]这同样是强调举业在书院教育中的重要性.由于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和相关史籍为主,所以书院十分重视学生对这些书籍的学习和掌握,对其学习力度的要求也很大.

万历年间,河南百泉书院在学约中强调:“夫业广惟勤,天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故愿诸友之务勤也,经书子史,勉力青灯,日就月将,毋间久暂,勿以外务自挠,勿以多欲自昏,勿悻悻于一时而溃溃于异日,如是而纵横百家,翱翔六艺,学习斯充,青紫可拾矣.”[13]其核心就是强调院生要刻苦熟读经史以博取功名.同样在万历年间,江西白鹭洲书院要求“诸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用过工夫登簿内.或看经书若干,或读论、策、表若干,或看过《通鉴》《性理》若干,或看程墨及时艺若干,或看古文若干,各随意见力量,但要日有日功,月无忘之”[14],乃是引导学生要持之以恒地学习经史书籍.除了在学习态度上强调学生要不间断地勤学外,书院还广泛地通过督查、考课等方式来督促学生学习.弘治年间,陕西弘道书院要求教官于第二天定时检查学生前一日对经史书籍的记诵情况,在考试时要把《五经》与《贞观政要》《唐鉴》《大学衍义》等书结合起来出策论题,以考察学生对上述内容的掌握情况[5](p1689).嘉靖年间,山东湖南书院规定对于平日必读必讲的经史书籍,除要对其进行考试外,还要每月逢三日作四书文与五经文各一篇,初六日作论一篇,十六、二十六日分别作策一道和表一篇,以观学生学习成效.各类文章作好后,教官要“亲笔改正,面论疵纯”[15].从古到今,智力教育都是学校工作的重心之一,智育的展开以传播知识为具体表现.学校中对知识的界定因时因势而异,在明代书院中则主要指与科举应试有关的经学、史学知识.明代书院教育强调对经史书籍学习,正是重视智育的表现.

明代书院虽然重视举业,但是并不把读书应举作为书院教育的全部目标.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知识和文化的熏陶去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掌握做人做事的道理.把这个目的贯彻到学校教育之中,就是要坚持德育与智育并重.明代书院主张举业在德业中,就是强调举业和德业的统一,在学习中要德智并举,不可偏废.

明代书院对德育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强调读书要重视体悟圣贤之道.正德年间,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中有言:“读书以明心性,体贴此实事,根干枝叶花实自然成就,而举业在其中,此义之谓也.若读书徒事记诵,为举业之资以取科第爵禄,便是计功谋利之心,大本已失,此利之谓也.舜与跖之分间不容发,诸生当自猛省戒勉.”[16]湛若水认为,科举考试既然是代圣人立言,那么其重点就在于体悟圣人言论中所蕴含的道义.“道义”是儒家经典的精髓,对它的把握不但有利于修身养性,也能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如果在读书时不重视提高道德修养,只是片面地追求举业,那便是走上了一条邪路.万历年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中也强调读经重在明道,认为“经”乃是“常道”,孔子删定六经旨在“昭往云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其功效犹如日月照耀万古,譬诸雨露润泽万古;学者如能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就月将,持之以恒,那么才高意广者,必能“抑其飞扬之气,俾敛然思俯而就不淫于荡”;笃信谨守者,定能“开其拘曲之见,俾耸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17].顾宪成认为,对六经中所蕴含道理的体悟,可以使学生增长见识,减少过失,从而把握住做人之道,而且也是强调在知识的学习中要注重修养身心.也是在万历时期,湖南提学副使黄希宪在为石鼓书院所作训义中亦言:“学于古训,期有获也.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也.”[18]这同样是引导学生要把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品德的追求统一起来,力争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大学教育的根本是培养人才.所谓人才,不但需要有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技能,还需要有高尚的品格.有句俗语叫“有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一个人如果只有高尚的品德却没有真才实学,那就很难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才能却没有高尚的品德,也压根不会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事.但相较而言,前者虽无益于社会但也无害于社会,后者不但不能为社会谋福,还很可能使社会遭殃.这留给现代大学的启示是:大学在教育中一定要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目标,要力争为国家培养出既有用又有益的人才.

三、日用伦常,化民成俗:明代书院教育的社会化与大众化

明代书院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教育的对象由读书人扩展到社会各类人等,实现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与大众化.明代书院教育之所以会扩展到社会上的平民,与王阳明在赣南平叛时对“民变”的思考是分不开的.正德年间,王阳明在江西南部平定乱民时意识到,虽然政府的武力能快速平定下层百姓的叛乱,但是并不能确保百姓不再作乱.如果只治乱不治心,那么平叛势必“按下葫芦浮起瓢”,匪患永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即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治理下层百姓之心,关键要让他们懂礼节、知善知恶,而“化民成俗,其必由学”[2](p456).王阳明、湛若水等学者开始通过兴办书院来广泛地传播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图正人心而淳风俗.在王、湛等学术大师的带动下,面向平民传播日用伦常之学,成为明中后期书院教育中的普遍现象.

明代书院教育的社会化和大众化具体表现在教育对象的平民化、教育内容的生活化和教育方式的通俗化.

明代书院教育就对象而言,几乎涉及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的人.万历年间,江苏虞山书院规定:“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他方,但愿听讲,许先一日或本日早报名会簿.俟堂上宾主齐,该吏书领入,照规矩行礼.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19]可见,虞山书院不但对参加会讲人员的身份没有限制,对其年龄、籍贯也没有严格要求,其受众是十分广泛的.虞山书院在“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指引下,即使是白丁小民,也给予其发表感悟和见解的机会.这表明明代书院不但重视自身在教育底层民众中的作用,还重视底层民众在书院中的相互教育作用.与虞山书院相似,崇祯时期,浙江证人书院对参加书院讲会的人员也不加限制,其《证人社会仪》中规定:“是会也,专以讲学明道,故衿绅骈集,不矜势分,虽诸色人不禁焉.”[20]这同样是强调书院教育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明代书院在教育上面向大众,反映了它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既体现了儒家“泛爱众”和“济天下”的思想,也为书院教育内容的生活化和教育方式的通俗化创造了前提.

明代书院教育面向社会大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化乡民,在下层民众中形成良好的风俗.风俗展现了一个地区的社会风气,与民众的日常行为息息相关.要做到化民成俗,就必须从百姓的日用伦常入手,考虑到下层百姓的认知能力普遍较低,在教育方式上也要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万历年间,安徽赤麓书院所定《赤山会约》的内容包括遵谕、四礼、营葬、睦族、节俭、正分、广仁、积德、慎言、忍气、崇宽、勤业、止讼、禁赌、备赈、防盗、举行、黜邪、戒党、置产、恤下、闲家、端本等23个方面,都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其中《四礼》条对婚姻中聘礼的教导是“婚姻各随力量,女家度自己薄往,不可责男家厚来,日后有言,女何以堪?娶妇妆奁,悉凭女家,争产说短,妇何以堪?”就是强调婚嫁中的彩礼,女方要视男方的财力而定,反对不切实际地索要厚礼.在《睦族》条中的教导是,“愿吾乡族敦尚厚道,培养元气,矜孤寡,恤贫穷,解争竞,息忿怒,毋设诈,毋斗巧,毋倾陷,毋挑衅,毋谈人长短,毋起人是非,老老幼幼,尊尊卑卑,贤贤亲亲.祖宗一脉根源,培植得厚,灌溉得深,自然枝叶畅茂,川河贯注,何患家道不昌?”[21]旨在强调乡里宗族间要各安生理、相互为善.同样是万历年间,江苏虞山书院也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和“勿作非为”等事项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在教育方式上也特别注意贴近民众.虞山书院在其所定《乡约仪》中规定,凡书院讲《乡约》时,“铎生出班诣讲案前,南面立.唱:皆跪.首铎唱:听着,太祖高皇帝教你们孝顺父母.次铎唱:教你们尊敬长上.三铎唱:教你们和睦乡里.四铎唱:教你们教训子孙.五铎唱:教你们各安生理.六铎唱:教你们勿作非为.众齐声应日:诺.齐叩头,唱:兴,平身.”这番通俗的话语在宣示明太祖圣谕六条的同时,也起着明确讲论内容的作用.虞山书院在用专门讲章宣讲圣谕六条之外,还把六条圣谕编成了诗歌,每讲完两条圣谕后,由歌生带领,会众要齐声高歌圣谕六条诗,唱诗时还有鼓、钟、磬等乐器相应和,形式十分欢快.其诗的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十分有利于下层百姓对圣谕的理解和记忆.兹举两首以观:

和睦乡里诗

同里同乡比屋居,相怜相敬莫相欺.莫因些小伤和气,退让三分处处宜.

教训子孙诗

人家成败在儿孙,败子多缘犊爱深.身教言提须尽力,儿孙学好胜遗金.

下层百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在教化的时候,语言要极力做到浅近详实,只有这样,百姓才能明晰为善行善的道理,书院化民成俗的教育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虞山书院认为百姓们对这些诗歌时时歌咏、处处歌咏,自然能够“心平气和”“孝亲敬长”[22],从而实现民风的淳朴和社会的和谐.这既是虞山书院的追求,也是所有从事社会大众教育的明代书院的追求.而事实上,明代书院也的确实现了这个追求.

正德年间,王阳明在平定浰头寇乱后,于赣州颁发兴社学令.命令发布后,赣州城中建立了五所书院,分别是城东的义泉书院、城南的正蒙书院、城北的龙池书院和城西的富安书院、镇宁书院.这些书院选当地秀颖子弟入院肄业,教其歌诗习礼,对之申以孝悌,导之礼让,故“未期月而民心丕变,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长衣,叉手拱揖而歌诵之声溢于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遗风矣.”[23]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效果.与之相较,安徽泾县的例子则更为鲜活.万历年间,泾县水西书院、蓝山书院和赤麓书院均立讲会,其在教育民众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史载当地有一项姓者,在与其弟分家产时,私下里多占了十亩田,他的兄弟和本县人都不知道,十年后他成为书院讲会的一员,“辄勃勃内不自安,鸣之同志,必捐田十亩与弟而后已.”[24]可见,明代书院不但能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自身在道德上的污点,还能驱使其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十年前的过失,足见它的教育威力有多么巨大.

四、明代书院教育对现代大学的启示

明代书院教育留给现代大学的启示和思考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因材施教方面.现代大学教育以课程为中心,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主要以课程相维系,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现代大学多是大班教学,选修一门课程的学生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而一门课程的修习时间多为一学期或半学期,授课学生多和授课时间短的现实矛盾,使得任课教师很难对学生的兴趣和资质有所了解,故其课程也难以照顾到每个学生在认知上的特点和差异,更别提“因材施教”了.另一方面,在现代大学的考核及评价标准下,教师上课主要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量,学生上课主要是为了凑学分、拿成绩,稍有责任心的教师可以通过手中的“查勤”权力来督促学生上课,但是管得了学生“来不来”,却管不住学生“学不学”,最终考虑到自身授课效果的考评,大多数教师还要为学生划考试重点,教学不用说“因材”,就是“施教”本身应有的目的都不容易达到.近年来,我国高校引进西方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度,强调为每个本科生配备专职导师来指导、规范其学习,这在弥补现代大学教育缺陷和实现对学生的因材施教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在大学现有考核评价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导师在繁重的科研压力和频繁的社会应酬下能否做到对学生的有效监督和指导,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其次,就当下而言,国家和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评价主要着眼于其“就业率”和“考研率”,对大学生身心修养和道德品质方面取得的进步并不十分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对自我成长的理解过于狭隘,一味追求课程成绩的分数,不愿意在课程学习之外多花时间”[25].我们固然可以说学生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在繁重的就业和升学压力下,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有它的现实合理性.至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明代书院教育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方法和路径.明代书院之所以能把德育有效地贯穿到智育中,关键就在于重视发挥举业的道德教化作用.由于院中学生有读书应举的迫切需要,经史书籍中又满是“性理”“天道”,书院强调读经史时要注重体悟“圣贤之教”,不但没有偏离院生应举业的指向,还有益于其在博取功名时取得好的成绩,既能提高学生的道德涵养,又能满足学生的现实需求,可谓一举两得.现代大学的道德教育主要依靠公修的思政课程来进行,其实大学课程,尤其是文、史、哲、法等学科的课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道德教育作用,能很好地配合思政课来进行大学道德教育.由于与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就业需求紧密相关,且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故通过专业课程教育去实现大学德育目标,无疑是高效且实用的方法之一.借鉴明代书院的德育方法,我们应重视发掘专业课程的德育价值,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和院系积极筹划、开设与本专业紧密相关的专业道德课程和职业道德课程,真正做到专业智育和专业德育的统一.

最后,在提倡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今天,大学教育不但要承担培育高等人才的职能,还要承担社会教育的职能.在知识和科技不断进步和更新的现代社会,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员,由于在青少年时代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现实社会中又没有继续深造的条件,大学应该给这部分人提供一个获取知识和掌握技术的途径.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下,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素质.教育可以使人“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善良本性,并推扩出来,实现于日用伦常之中”[26].大学教育的大门向社会敞开后,无疑能在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和规范社会行为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自2013年4月起面向社会开设岳麓书院讲坛,通过不定期举行讲座的方式,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到岳麓书院向社会大众传播中西优秀文化.讲座在内容上注重学术性、通俗性和教育性的统一,截止到2018年5月,共举行各类讲座达340余期.岳麓书院讲坛不但充分调动了长沙周边居民的学习热情,也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教育效果,在发掘大学社会教育功用上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值得其他高校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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