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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短醉长醒
文/张月
他越忙碌,越孤独.人到中年,生活千头万绪,他被卷入生活的巨大逻辑里,无法脱身.
近日,黄渤耗时3年、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一出好戏》上映.
如今,44岁的黄渤正在面对生活的巨大悖论.他不再是那个心中燃着一团火来北京闯荡的小青年,他得到了那个20岁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又被这一切包围裹挟,进退两难.
纠结
在过去的3年里,这个被称为“电影票房保障”的人几乎没有接戏,全身心当起了导演.
被问了无数次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做导演？
他有自己的标准答案,听起来也顺理成章：一直惦记着这个故事,别的导演不愿意拍,只好自己来了.
所有的决定和转折都有契机,那个契机才能解释为何是此时而非彼时,一个故事突然重要到让他放下一切.
那是2014年,他正在拍《寻龙诀》,他对夏雨说,拍完这个,我要歇一年.那年他40岁,在本该不惑的年纪,遭遇了一场内心的战役.
他本该春风得意.那几年,他参演的电影创造了中国的票房神话,那张并不英俊的脸占据了中国的大小屏幕,他成了编剧史航口中的“国民演员”.史航认为中国只有4个演员可以担起这个名号：葛优、傅彪、范伟和黄渤.“他能肩扛悲喜,有喜剧的底子,也有悲剧的可能,有大多数同胞都能理解和感知的那种魅力.”史航说.
也有另一种声音,2010年网上有人说：“黄渤的演技好像没有受到过太危险的挑战,所有电影,他都处理得游刃有余,他的个人风格太过明显,乃至于他的三板斧可以撂倒他遇见过的所有角色,这对于黄渤不知是喜是悲.”
黄渤本人的确感觉到了这种瓶颈,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内心仿佛一夕之间失去了对表演的兴趣.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盲目忙碌的状态,下意识觉得不安,“一个戏一个戏地接,接下一个戏的目标是为什么,是为了挣点钱？还是为了向大家证明你是个好演员？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那段时间他身处职业的犹疑关口,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热爱的表演突然没办法再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拍完《寻龙诀》,歇了一阵子,黄渤决定去做导演,呈现那个脑子里想了很多遍的故事.他决心把自己扔进某种未知和危险,“我不希望在一个沙发里面慢慢陷下去.”
他想要找回某种茫然无知、举足无措的状态.“那些状态可以迸发出新的能量来,它会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调动身体里边的荷尔蒙去努力学习,从完全不知道到慢慢了解,到掌握,到最后呈现出来一个不错的东西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满足感跟兴奋感.”
沉重
黄渤开始攀爬一座新的山峰,但谁也不知道,他走向的希望和危险,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他惦记了很多年的故事是个实验性质的困境：一群人陷落孤岛,无人救援.他想探索的是一个命题：当人们远离文明社会,面对荒野绝境,旧有的人际关系渐渐崩塌,道德还能成立吗？爱情还是爱情吗？
剧组选了太平洋上一个风景秀美的小岛作为拍摄地,那是宫崎骏《幽灵公主》的取景地.在岛上,黄渤每天爬山涉水地找景.“很多景都是他转转转发现的.他看景色永远是要,比如这儿看得好,他永远再往那边爬,爬完这座山,他还要再爬一座山看一看.比如说这块海滩特好,他要翻过这一小片再看看隔壁那块.”《一出好戏》的摄影曾剑说.
拍完之后,黄渤整整剪了一年还未定剪,变成了圈内朋友们的一个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纠结的人,装修一个房子能装修好几年,别说一个电影了.”演员徐峥说.
导演宁浩能理解黄渤这种纠结,那是完美主义者的宿命.“大家都到了这个辛苦的年纪,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想做好、想让周围的人都不失望,就会更加努力.”
黄渤精心打磨的作品,也在反过来影响他.和黄渤合作过《斗牛》的闫妮感觉他这几年在变得沉重,她推测或许是因为触及了一些痛苦和残酷的命题.她偶尔能在黄渤身上看到北野武的感觉,后者喜剧演员出身,大放异彩的却是一些阴暗又沉重的角色,执导的作品里充斥着黑暗的暴力美学.
王迅也感觉到黄渤这些年变得深沉厚重了许多,以前在一块儿创作的时候,黄渤最看重的是好不好玩,“现在未必把好玩放在首位了,他现在问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不会做的.”
以前,王迅很羡慕黄渤没有白头发,现在突然发现他两鬓白了许多.黄渤也一直没意识到中年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直到现在一拨拉头发,有四五十根白的,那是一种年龄的痛觉.
他不再满足于表达一些表象的东西,“真正的痛苦跟残酷,你是直面它,还是客观地把它摆在那儿,还是抛弃它,这个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选择）的东西.有很多相对悲情或者痛苦的东西,其实都愿意去尝试,只要是自己能感受到,而且自己能力能驾驭的,好多的感受是在那个尝试过程中慢慢慢慢产生的.”
无论是戏里的痛苦残酷,还是戏外的压力焦虑,黄渤的选择大都是直面,很少逃避.
拍戏陷入死胡同的时候,他的口头禅是“放心”,“没问题”,“肯定能过去”.“我就有一点好,就是难得糊涂,就今天这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得不成了,压塌了,崩溃了,睡过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哎,什么事也（没有）,就突然轻松了起来,哦,还有这个事没干,哦,还有那个,又压过来了.我觉得我自我消化能力还挺好的.”他说.
《一出好戏》的剪辑屠亦然记得,有一次做后期,工作人员站在一旁跟黄渤商量之后两天的日程安排：明天上午飞去青岛,下午回来和谁谁有个约,晚上和谁谁有个约,第二天再去青岛………黄渤听完,捂着脸没说话,站起来走到大厅,来回转圈,不知道转了多少圈,自己消化好了,又回来继续工作.
内心世界的崩溃和重建,除了他自己,没有目击者.也许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对他而言,那种无路可走、从头再来的困境并不陌生.
袁泉还记得,2012年和黄渤一起排话剧《活着》,离首演还有十来天的时候,做了一次5个多小时的联排.导演孟京辉看完之后说,“明天早上全部推翻,重新再来.”
所有演员都很沮丧,没精打采.只有黄渤,第二天到了排练场照常招呼所有人继续排练.“你就会觉得他是打不倒的小强,好像只要有他在,这个东西就不会掉到地上没人接着,不会.”袁泉说.
滋长
黄渤不喜欢过生日,那是纪念自己又老了一岁的日子.他老觉得自己还年轻,直到遇到更年轻的自己.
“你想过你以后会怎样吗？”40岁的黄渤问20岁的黄渤.
“以后？反正我就是爱表演,有舞台就行.”20岁的他回答.
“你觉得自己是这块料子吗？”
20岁的他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试试呗.”
这是短片《疯狂的兄弟》里的一幕,片中40岁的黄渤遇到了20岁的自己,那是1994年,他决定来北京试试.
沙宝亮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渤,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都还在北京的各大歌厅跑场子唱歌,一起的还有吴秀波、满江,大家都20来岁,籍籍无名,青春鼎盛,未来还遥远得很.
他去黄渤的场子玩,看到了一个极其闹腾的人,“当时我就觉得这哥们儿跳得挺好,唱得也不错,就是长得太一般了,就觉得挺可惜的（笑）.”
彼时的黄渤,住在郊区农民的房子里,每天带着乐队赶场子唱歌讨生活,最多的时候一天赶过11场.他心里烧着一团火,最大的梦想是出一张唱片.
北漂的生活满是朝不保夕的忐忑,每次唱完,他都要小心注意观众鼓掌的方式,必须是热烈鼓掌,如果是轻轻鼓掌,他可能就要下课了.
后来如影随形跟着黄渤的不安全感在那时悄然滋长.偌大的城市里,梦想无比艰难.“你发现到最后实际干的就是每天挣那几百块钱,甚至有的时候你没这个钱挣.苦不是让你沮丧的地方,就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每天就在那儿演嘛,一场又一场地演,你觉得这是无意义的事情.”
那是一种巨大的望不到头的焦虑,他觉得自己的青春每天随着抽水马桶一按,“刷”就过去了,排进了下水道.
他不能忍受这种从白天等到晚上的彷徨,强迫自己每天写歌词,见唱片公司,以一种“赖皮式的坚持”等待机会的眷顾.“就想再往下走一步,那时候就想,只要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哪怕比昨天多了一点,哪怕我今天写了一段歌词,我觉得今天就没白过.”
那时的驻唱歌手处境是类似的,都在彷徨地等一个不知会不会来的明天.沙宝亮还记得当时的状态：“你处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下,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你只是在拼搏.你不知道拼搏的结果是什么,你只是在拼,在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失败失败再失败,就这样的打击……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土壤里的一颗种子.”
家里一直想让黄渤放弃,有朋友劝他试试做演员,他不愿意,举着4个指头说：“我不挺好的嘛,现在表演一场400块钱！400块钱！”
2000年,朋友推荐黄渤出演了管虎的《上车,走吧》,片子拿了当年的金鸡奖和百合奖.他突然在演戏里找到了另一种快乐,“我觉得好像这工作我能干,能干到多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挺喜欢它.”
那时的他已经在唱歌上折腾了太久,发现离真正想去的地方还是很远,演戏成了那根救命稻草.
他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去考了北影的进修班,系统地学习表演,为考北影做准备.“那时候的求知欲会更强,因为心里边有那个不稳定感、不安全感,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还不用说毕不毕业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比较猛.”
班里其他同学交一个作业,他交7个.白天排练完骑着自行车回家,他脑子里一直在想小品,越想越激动,越激动蹬得越快,经常蹬脱扣摔地上,扶起车子继续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
王译唯经常和黄渤一起做作业,两个人曾经排过一个小品,叫《火老婆与水丈夫》.学校的排练教室总是被人占着,他俩就在表演系长长的走廊里排练,不知不觉就过了12点,系里的保洁阿姨要做最后一次清扫.那是一个有点魔幻的场景：阿姨在一边拖地,他俩在一旁忘我地走位,激动地念着台词,阿姨不时翻个白眼.
排练完出来,两人点了根烟,抽几口,黄渤来了句：“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像狗啊.”然后两个人笑作一团.
王译唯总是记得那个排练的夜晚,那是所有人的不安年代,除了咬牙努力,并没有别的方法对抗不安.“他特别特别努力的时候,你越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想要强大、想要证明自己的心.如果他要是说没有那股劲儿带着你,大家都是说,哎呀,今儿就到这儿就算了,去吃点夜宵去吧,回去歇着吧,没有,就必须今儿就得把这东西弄完.”王译唯说.
凭着这个小品,他俩在学期汇报表演上“灭”了同期的本科表演班,给观看表演的系主任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之后顺利考上2002年的表演配音班铺好了路.
黄渤考上北影的时候已经28岁,班里的同学比他小很多.他迫切想要得到认可,这种焦虑在30岁达到了顶峰.生日那天,他正在拍管虎的戏,晚上去敲导演的门,一起出去喝酒.
管虎看他心情很不好,以为出大事儿了,说：“你别闹啊,什么事儿咱们可以解决,咱这都拍一半了,你不拍要走啊怎么着？”
黄渤说：“没事儿,就是过生日叫你喝两杯,30了,青春没了.”他曾经勾画的30岁时应该做到的事,好像什么都没做到,唱歌和演戏都没什么起色,未来还是遥不可期.
他仿佛又回到了驻唱时的日子,只能用事情把日子填满.没戏拍的时候,就带着班里男生在家里做彩铃卖钱.“3块钱一条,可火了,我记得他那第一次挣了多少钱,挣2000多吧.”王译唯说.
“他为什么在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地给你出新的东西？第一可能是他的乐趣,他脑子不转他难受.第二就是他怎么养成他脑子不转难受的习惯呢,可能就是早期演出留下的不安全感,你得不停地学新花样学新歌,老板才会让你唱.”王译唯说.
毕业的时候,黄渤和王译唯拿到了班里唯二的留校任教名额,黄渤同时还收到了一个电影的邀约.那是一个快乐又痛苦的抉择,电影要去重庆拍,拍摄时间和入职培训时间冲突,他只能二选一.
当时,中国的影视行业资源稀少,全北京没有几个剧组,那个邀约来自一名27岁的年轻导演,比较之下,留校任教似乎是个更稳妥的选择.黄渤坐在王译唯家的沙发上,她问他,“你是不是特别想去那个电影啊？”黄渤缩着下巴不说话,那是他纠结犹豫时的表现.
漫长的纠结之后,他最终决定接拍那部电影,放弃留校.“他是想演戏的,这是他的目标.他肯定不是说我来电影学院读书,我最后当个老师,肯定不是这种目标.”王译唯说.
毕业那年夏天,黄渤收拾行囊,奔赴炎热的重庆,像奔赴命运一般.
那部电影在2006年夏天上映,名字叫《疯狂的石头》.
悖论
黄渤一直往前走.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20岁想要得到的认可和成功,他在之后的人生里尽数得到.他不断攀上更高的山峰.可是生活永远谈不上通关,成名之后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的得失悖论,那并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也许是回忆的滤镜,年轻时的境遇里,有很多现在想来让他忍不住微笑的快乐：赶场子的路上,他总能看到穿着晚礼服的女演员坐在摩托车后座,裙摆在风里飘扬,于是心情也飞扬了起来,一起奔向下一个场子.
每天表演完,在昆仑饭店对面喝瓶啤酒吃个串,放串的篮子旁边有老鼠在打转,也不在意,自顾自地吃.最盼望的是赶来,小贩一卷炉子跑了,他们拿着没付钱的串,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为了省钱,他练出了火眼金睛,能根据车灯的形状和高低位置判断迎面而来的是面的还是夏利,或是桑塔纳,面的最便宜,10块钱10公里,其他车要贵不少,判断车型之后再决定抬不抬手.
吴秀波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过驻唱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所有年轻人的心是真正年轻的,是真正不思退路的,是真正勇敢的,是真正如没有枷锁般两人对立,好坏不分的.”
黄渤说：“我挺庆幸自己有那样一段青春的,不管不顾,我们真的就是一,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好,爱好也好,梦想也好,组到一块儿,自由的,当然也面临压力,但是天南海北的,从南到北的,各个地方去演出,有悲伤,有喜悦,有愤怒,有各种,挺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青春该有的样貌.”
那个时代无可挽回地逝去了.现在的黄渤已经不是徐峥口中那个快乐的小青年.人到中年,生活千头万绪,他被卷入生活的巨大逻辑里,无法脱身.
他越忙碌,越孤独.“外表的繁忙跟内心的孤独有时候是并行的.越忙活,越不得不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挂在齿轮上开始转的时候,反而有这种（孤独感）.”
忙到透不过气的时候,他想找一个小岛,碧海蓝天,躺在沙滩上,画个画,潜个水,但密集的日程里找不到这种奢侈的空隙.
经历过亲人和朋友的离世,他感觉到了时间的残酷.看着家人,他偶尔悚然一惊,那个人怎么一瞬之间就苍老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的,你早晚都会走到这一步,这些年你要怎么过？”
“有很多的客观事实是你接受与不接受,你希不希望它到来,它都会如期而至.你能掌握跟控制的,就是你自己接受它跟面对它的态度,能够调整的也就是这么大的余地而已.”他说.
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他自由地选择了这种不自由,“也想放松,想不管不顾,你什么时候都想,但是你没用啊,你到了这个时候你是个成熟的人,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
最后的最后,他不得不和生活里无解的困境和平共处.他只能从生活的罅隙里寻找快乐.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有一次拍戏拍到了早上才收工.那是一个日出时刻,太阳从海平面上跳出来,孤岛的日出壮美辉煌,很多人在车上疲惫地睡去,曾剑抱着相机跳下了车.他以为只有自己注意到了日出,但远远地,他看到了黄渤一个人在海滩上举着手机拍照的背影.
认识黄渤很多年的宁浩总是记得和黄渤游泳的场景.在海南,在很多地方,黄渤扑到水里,青岛人有很好的水性,“那个时候就是他自个儿,他也不是什么明星,也不是演员.很简单,很快乐,没有任何身份,只是一个在水里面的人.”
（李琼荐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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