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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蔡元培生命之旅的最后驿站
张家康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国民政府迁入重庆,研究院也随之迁往内地.年近古稀的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体弱多病,一直在病养之中,考虑到香港不仅地域安全,而且休养和医疗都有保障,便在11月27日由丁西林、周仁陪同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流寓香港本是权宜之计,没曾想战火越烧越旺,华夏大地已无一块安宁之所,这一住就是两年多,而香港也成为他生命之旅的最后驿站.
寓居香港养病
上海沦陷后,研究院设在上海的物理、化学、工程研究所不得不停办.傅斯年发来电报,告诉蔡元培国民政府已令研究院于11月17日迁往长沙.11月27日,午饭后,蔡元培由丁西林、周仁等陪同来到黄浦码头,乘法国邮船马利替未斯号,前往香港.29日晚7时到达香港,暂住陆海通旅社.次日,又迁至皇后大道中胜斯酒店（St.Francist Hotel）；下午4时,老友王云五得讯后前来相晤.12月9日,夫人周养浩和子女睟盎、怀新、英多来到香港,一家又迁至坚尼地台十二号楼下,这里是原在上海任日本研究社社长、《申报》主笔陈斌和的住宅.
在香港要找一处合适的家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初至香港,蔡元培居无定所,一直在搬迁中.王云五等奔走为他寻找合适的寓所,终在九龙觅得一合适的租屋.1938年1月28日,蔡元培致函王云五表示感谢,信中说：“前日承导观跑马地新屋,各方面关系,都承顾到,且随时可以请教,曷胜感荷.唯九龙沃斯丁路之屋,较为宽展；且前住者,略受津贴,已提前腾出,弟等遂定于二十九日午后迁入矣.跑马地之屋,只可割爱,应如何向房东退租,或为他友介绍,敬请酌行.……弟等之新居为九龙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译音）路底一五六号中之第二号.”
这里适宜他一家居住,有客厅、厨房、餐厅和浴室,卧房两间,月租一百二十元.此时的他病后尚未复元,身体虚弱,故遵从医嘱,深居简出,谢绝应酬.又因初到香港,人地生疏且环境复杂,改姓名为周子余.
说是养病,可蔡元培怎么也放不下研究院的工作,来自中研院的信函电报从未间断.中研院的创立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1927年4月,蔡元培筹备研究院,次年6月9日,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是首任院长.中研院在不长的时间内相继成立了天文、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心理、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和研究院总办事处.
唯才是举是他笃行坚持的方针,正因为如此,中研院云集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姜立夫、李四光、竺可桢、余青松、丁西林、柳大纲、斯行健、赵金科、傅斯年、陶孟和等,他们为推进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如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竺可桢的《南京之气候》,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现在虽远在香港,可他仍然为中研院的工作运筹谋划.1938年2月28日,他在香港酒店主持研究院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及十位所长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七项议案：
“（一）地质、动植物、心理、社会科学四所,既在桂林、阳朔开始工作,不必再徙昆明.（二）气象所准在重庆.（三）历史语言所在昆明.（四）理、化、工三所之仪器、书籍、杂志、机器等,迁移较易及适于在内地工作者,迁昆明；其不能迁者,在上海保存.（五）自一月份起,如政府未能照发经费,则留所职员薪水,照长沙会议所定标准垫发；政府如发经费,则逐月按成补发.”
中研院总干事是个十分具体而重要的职务,由于匆匆内迁,带来了全局性工作的困难.这一职务虽是朱家骅担任,可他因国民党内事务太多,执意要辞去总干事.蔡元培表示,朱家骅无需辞职,内地的中研院职务可由傅斯年代理.可傅斯年也因事务性工作而一再推辞.这可让他着急了,内地的院务已无人主持,他为此与朱家骅、傅斯年、王世杰、任鸿隽等往返函电反复磋商.9月9日,在复朱家骅的信中说：
“先生任秘书长,本已繁忙,近又兼带青年团书记长,公务丛集,可想而知.加以党团迁址之计划,非渝而湘,对于研究院遥领之务,自然益感不便.而先生所最信任之孟真（即傅斯年,作者注）兄,偏于此时坚决的不肯继续代行.先生有摆脱研究院之表示,弟不敢怪先生.唯弟从未向此方面有所准备,请宽以一个月之期.弟何时等得较妥之办法,即当奉闻,以慰悬系.”
朱、傅二人都坚辞中研院总干事职,并向蔡元培推荐了吴有训、丁西林和任鸿隽.三人之中吴、丁二位少行政经历,如竺可桢所说,他们“素与政府无往来,将来取款不无困难耳”.所谓“取款”乃财政予中研院的经费,此事在物色人选时不得不考虑.如此似乎任鸿隽稍为合适,但又有人以任不是中研院评议员,且其夫人又和四川人不和睦,另提让王世杰担任总干事.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于是,10月7日蔡元培在致函王世杰时说：“经弟与诸同事再三商榷,合以为总干事之职,以先生为最相宜.”
当时王世杰正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事室主任,常常奔走于四川和湖北之间,倘任总干事一职,徒为挂名,所以,王世杰给他来电一再婉谢,电文中说：“杰因任有军委会参事室职务,举动既受拘束,亦不能自由接受他职.”这令蔡元培很是怅惘,可有一点又使他感到高兴,王世杰虽然婉拒总干事一职,但是他爽快地答应中研院与政府之间的所有事务,只要可能,“均可”,这又使他“不胜铭感”.就是这样反复磋商协调,最后由蔡元培提议,在征得中研院六位所长的赞同后,于11月终于确定由任鸿隽任总干事.
来香港后蔡元培身体一直虚弱,这在他的日记和函电中多有记述,如“我忽患晕眩,邀朱惠康医生来诊,验得血压太低,是脑贫血症”,“脑所以贫血,是因胃不消化,滞血”.因“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1939年3月,中研院评议会第四次会议在昆明召开时,他原定参加会议,可因身体的原因,医生又一再劝阻,昆明之行只得作罢,为此,他特撰一篇讲话,让评议员翁文灏代为宣读.
唯一公开活动
1938年元宵节前夜,蔡元培和夫人及孩子们外出散步,见明月高悬,海静风平,港市繁闹,遥想战乱中的内地,心境尤为凄然,回家后,思绪纷乱,为之作诗：“几多碧血膏原野,唯有哓音诉雨风.等是有家归不得,东西那复计飞鸿.”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应邀出席,这是他来港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公开活动.他发表了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演讲：
“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有了这种精神,始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始在全民抗战中担得起一份任务.”
他认为,养成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当然要有相关单位予以训练,而“推广美育,也是养成这种精神之一法”.他说,美感有优雅和崇高两种.“优雅之美,从容恬淡,超利害之计较,泯人我的界限.” “崇高之美,又可分为伟大与坚强之二类.” “小己的缥缈”“人力的脆薄” “一经美感的诱导,不知不觉,神游于对象之中,于是乎对象的伟大就是我的伟大,对象的坚强就是我的坚强.在这种的心境上锻炼惯了,还有什么世间的威武,可以胁迫他么？”
他又说：“且全民抗战之期,最要紧的,就是能互相爱护,互相扶助.而此等行为,全以同情为基本.同情的扩大与持久,可以美感上‘感情移入’的作用助成之.例如画山水于壁上,可以卧游；观悲剧而感动,不觉游涕,这是感情移入的状况.儒家有设身处地之恕道,佛氏有现身说法之方便,这是同情的极轨.于美术上有感情移入的经过,于伦理上自然增进同情的能力.”他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用“感情移入”的方法,唤起港澳乃至全球华人对中国艰苦抗战的声援和支持.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会议通过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蔡元培和宋庆龄、陶行知、吴玉章等十九人被推选为分会代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蔡元培由于身体原因而未能出席.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之中,因养病且在香港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唤海外侨胞对抗战的支持,呼唤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9月23日,以他为首的中国文化界致电国际联盟大会主席,期待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和正义,谴责和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电文说：
“暴日对华侵略,撕毁国际盟约,无异对全人类挑衅.我忍无可忍,于年前发动抗战,以救中国,同时亦为救世界.贵会为保障世界和平与人道正义之最高机构,希即依据盟约第十七条,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此为我国最后之请求,亦为贵会最后之试验.我国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五千万人民,一向深以得为贵会之会员国为荣,故拥护贵会,不遗余力.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谅贵会当能切实执行有效的制裁,不致以忠实勇敢的会员国如我中华民国之痛苦与失望为无足轻重也.”
1939年7月,他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举为名誉主席.11月29日,中国分会致函,希望他为中国分会会歌作词.他欣然命笔,作了一首洋溢爱国热情、充满必胜信念的歌词：“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绌.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战绩.”
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只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2月17日,在云南的北京大学同学会给老校长拍来电报：“于本校四十周年纪念日,向师座虔致敬意,敬祝健康.”他心情特别高兴,特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
“北京大学,自成立以来,经四十年,其间除民元前十二年,遭义和团之变,稍有停顿外,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光阴,不为虚度.故近几年来,北京沦于敌手,全校南迁,虽设备或有未周,而精神益为兴奋.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是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
国共两党尊崇的人
蔡元培来香港的两年多时间里,深居简出,工作上除了中研院的事情来往函电交驰外,其他事务尽量简化,空下的时间自然多了.他对这段生活比较满意,给时在昆明的儿子无忌写信时说：
“我自来香港以后,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有许多熟人同在此地而不与通闻问,并不见怪.我于是有暇读书,有暇著书,为十年来所未有.若一到内地,因研究院各所受省府助力,岂能不与往来；各所教育文化机关研究员、教员、学生,人数既多,安能见谅；仅仅晤谈,已感忙烦；其他演说、函电之要求,亦所难免；我之生活,又将回到南京、上海的样子.”
正是为了避免“忙烦”,病中的蔡元培尽量减少俗事烦扰,尽量减少会见客人.在香港的岁月里,他也就仅仅会见了吴玉章、肖子升和刘海粟等人.
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前来拜访.两人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为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而欢欣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次年8月,他在病榻上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中记下每一章的标题,并特意着重记下：“其第三章中有‘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的意见,颇详.”
又读《续西行漫记》,日记中记述也颇详细：“书于红军人物,叙述最详；诸要人均有自传分叙于各章,而最后附录记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已有自传者亦列其中,但较略耳.……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的甚为恳切.”这两本是他最早读到的关于领导的陕北边区的书籍,由中可见他对全民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
肖子升,又名肖瑜,湖南湘乡人.当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和、蔡和森为好友,被称为“湘江三友”,同为恩师杨昌济看重.杨昌济称他们为未来中国的有用人才,并向学界广为推介,自然也包括他此时任教的北京大学.后来,肖子升和为组织湖南学生的勤工俭学来到北京,肖子升多次拜访中国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蔡元培,蔡元培对这位与自己一样恪守教育救国理念的青年人颇有好感,他们由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居港期间,由欧洲归来的肖子升多次拜访蔡元培.1938年1月19日,蔡元培日记云：“午后,肖瑜（子升）来.子升于最近四年专在Poitier（巴提尔）大学研究哲学,因该大学为培根与笛卡尔两大哲学家修学之所.四年内尤用力于Guyau（居友）之学说,其博士论文已付印.”居约（蔡译居友）,法国哲学家、美学家与伦理学家.哲学上持实证主义观点,认为艺术与道德是生活的最高表现.美学上反对游戏说,主张快乐说,并认为创造艺术的人应远离现实生活,以便创造促进和谐的审美情感.伦理学上批判功利主义,认为道德既需要有义务观念,也不需要制裁.这非常契合他的教育救国、伦理救国、美育代替宗教的理念,也成为他和肖子升常常讨论的话题.
肖子升把自己的《居友（约）学说评论》送与他,他愉快地为之作了一长序,其中云：“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
教育救国,美育代替宗教,是他孜孜以求的信念,在北大,在大学院,在研究院,他都是恪守这一信念,从来没有改变.到了香港后,少了事务纠缠,可终找不到与自己共有同一信念的知音,就这一话题切磋.肖子升来港后能常和他讨论学问,这令他十分高兴,他回忆说：“肖君子升,自少即有怀疑宗教、好美术之根性,闻余说而好之,曾自长沙至北平,与余上下其议论,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了.”
1939年12月3日,刘海粟往印尼、新加坡举办抗日义赈画展,顺途香港,食宿安顿后,独自一人悄然来到九龙拜访蔡元培.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举荐之恩.当年刘海粟因上海美专画裸体模特事件,受到军阀孙传芳的迫害,蔡元培知道后,极力声援营救.他对这位开启崭新画风的青年艺术家尤为呵护,不仅举荐刘海粟去欧洲举办画展,也是他最早向中国艺术界介绍刘海粟,使刘海粟的画风得到承认,并由此蜚声画坛.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能在香港与故人相逢,令他特别高兴.他在会客厅笑问刘海粟：“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个电话？”向来寡言少语的他,话也多了,聊着聊着,不时地离开座位,在屋里踱步.刘海粟发现蔡元培明显衰老,额顶白发稀疏,眼角皱纹和分布在鼻窦两侧的老人斑也益发多了起来,嗓音沙哑,步态龙钟.
刘海粟与蔡元培已有二十多年的交往,对他的平民化的作风尤为熟悉和敬佩.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不领工资,只尽义务.一生没有买过一间房、一亩地.来到香港后,物价飞涨,研究院的那点薪水,难以维持全家开销.王云五只得从商务印书馆带来一些文史哲著作,请他审稿,以从中得些审稿费,聊补生活所需.想到这里,刘海粟不禁问道：“先生不打算去重庆吗？” “杨杏佛不是死在那些人手中么？我不会去的.”他指的是六年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一事,说及此事,他语气明显强硬了起来.
晚上刘海粟受到热情款待,刘海粟不饮酒,看着蔡元培自斟自饮,便说道：“先生胃病没有好,还是饭前三杯酒的习惯吗？”他意在劝说先生戒酒,并说：“希望先生健康,中国很需要您这样的老前辈.”蔡元培却道：“你的好心,我谢谢.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我老了……”酒后,他的话明显多了起来,由日常琐事谈到国家大事,而感叹最多的是抗日救国.
刘海粟拿出所作《滚马图》,请蔡元培题字,老人仔细地欣赏着,连连称赞,并研墨挥毫,郑重地题写了“清新俊逸”四个大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他借杜甫的诗,希望刘海粟在艺术上像南北朝诗人庾信和鲍照那样,清新俊逸,卓异不凡.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在寓所失足倒地,口吐鲜血.虽经名医诊治,终因年高体弱,救治无效,于3月5日9时45分溘然长逝.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为公众服务数十年,可身后却极为萧条.医药费尚欠一千多元,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老友王云五代筹的.
当日,发来唁电.隔日,从延安给蔡元培家属发来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国民党高层人物中,能得国共两党共同尊崇的人物,除孙中山外,也唯有蔡元培了.
3月10日,香港举行蔡元培灵柩安葬仪式,全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致哀.下午2时,由北大旅港同学组成的护灵队的灵车,缓缓驶出殡仪馆.为灵车执绋者五千余人,行列整齐肃穆.灵车驶入南华体育场,在这里参加公祭的香港各界代表万余人,整队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蔡元培致哀.下午3时,灵车到达东华义庄,安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在此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均举行追悼大会.4月14日,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并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去电文,要求给蔡元培以国葬.电文说：“咸以为蔡元培先生民国元勋,人文泰斗,允宜褒以国葬之荣,以示笃念勋劳之意.大会一致议决,特请政府明令国葬蔡元培先生.”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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