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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港台当代文学连环比较
本文所说论述的范围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当代文学史、类文学史及专题史的撰写,兼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当前的文学评论.“连环比较”是指大陆← →台湾,台湾← →香港,香港← →大陆.比较内容有文学研究的背景、文学研究的立场以及文学制度、文学论争、作家的结构,还有表现形态、文学史专著和论文中体现的文学史观等.
大陆← →台湾
1.两岸文学关系的解冻来自政治空气的缓和 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以往之所以对台湾文学完全不认识,是因为这块神秘而陌生的文学领土属禁区.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大陆对台湾的了解不再处于封闭状态.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大陆开始研究台湾文学之日,正是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之时.这场对台湾文化、台湾文坛乃至台湾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波的思想撞击,也成了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和参照系.
在1977至1978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厘清了三十年来“庙堂”文学与“广场”文学两种不同路线的发展.虽然这是一场文学见解上没有交叉点的战争,但乡土文学论者要以“乡土文学”作武器冲击社会、改变西化文风的做法,这正与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现实主义为“正确”的创作方法以及“工农兵文艺”有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些观点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大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台湾文学研究走向.在大陆第一批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差不多都有“海外关系”,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台湾有亲友的封祖盛,充分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研究台湾文学,他那筚路蓝缕的代表作《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①,重点论述的乡土小说作家共十二人,现代派作家三人,这种重视乡土派轻视现代派的做法,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陆早期台湾文学研究的局限.
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产生同样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中国国民党为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为与岛内“宪政改革”取同一步调,也为了在国际上改变其僵化的形象,进一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便于1991年4月30日正式宣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动员戡乱时期”由此划上句号.这表现在两岸文学关系上,便是承认大陆“文联”“作协”的合法性,不再是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②中所说的“伪文联”“伪作协”,也不再以“通匪”“资匪”的罪名加害于陈映真一类阅读大陆文学作品或与大陆文人哪怕是间接接触的作家,从“法理”上确认两岸文学交往的合法化与正常化,放弃50年代确立的“文艺反攻”目标,不再大力宣传和提倡向作战的“战斗文艺”,这对于降低两岸作家的敌意,缓和两岸文学的紧张关系,促进两岸作家的往来及各项交流的向前发展,从而催生出一小批研究大陆文学论著,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两岸关系刚起步时获取对方的文学资料非常艰难 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国内（大陆）找资料几乎不可能,因而求助于海外作家,由聂华苓等人提供帮助.台湾对大陆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是依靠旅美的台湾作家传递信息和资料.1979年4月中旬,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约请海外文化人共同策划“伤痕文学”特辑.后来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剧变,大陆文学热由兴起到衰落,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也出现了前进与曲折.相对于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步伐迟缓得多,成果也乏善可陈.总的说来,台湾对大陆文学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对本地的文学研究.
大陆的高校中文系,普遍设有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一旦台湾文学研究开展起来后,便有一些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教师加入这个队伍.这些开设台湾文学选修课的教师,集中在闽粤和京沪等地,后来全面开花,连延边大学的学者也出版了厚厚的台湾文学史著作.③
延边大学学者研究台湾文学,是出自教学的需要,而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开始却是一种个人的偶然行为,后来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转向自觉的选择.以“社会科学院”而论,“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刘登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继堂,是最早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开疆辟土的前辈学者.他们研究台湾文学,并不像对岸同行认为是奉了谁的指令然后从事这项工作.恰好相反,他们进入台湾文学研究这个行列,完全是一种机遇,如刘登翰是在1980年,福建的福州海关感到历年来从境内外寄来的书刊积压很多,依照形势的变化,需要派人进行审查和清理,该发还收件人的不扣押,该宣布扣押的不归还,于是通过有关部门希望福建社会科学院派人审读这些印刷品.正是在审读中,刘登翰第一次看到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琼瑶的《我是一片云》和港澳的武侠小说,并由此开始了台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④.至于原在“调查部”工作的古继堂,在“”中因“造反”被,后来对他的处理放宽,从限制其行动自由改为“罚”他去整理门存在的大量的台湾报刊资料.在整理中,他第一次接触到台湾文学,这为他后来编作品选和撰写台湾文学史奠定了基础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偶然”的选择,仍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大陆正在开展两岸交流,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和人才.
从事文学研究,如无资料做基础,便成无米之炊.大陆在刚起步时如前所述获取台湾文学资料非常艰难,台湾学者要搜集大陆的文学资料,同样受到多方限制.如不是在特殊部门工作,根本无法接触,像曾在中国文化大学三义研究所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周玉山,其情况有点和北京的古继堂类似.他之所以能较早从事大陆文学研究,是因为其任职单位从特殊管道购进了大量的包括文学在内的大陆书刊,有一般大学中文系所没有的“禁书”.正是靠这些公家采购来的所谓供“匪情研究”的书刊,周玉山才出版有《大陆文艺新探》⑥《大陆文艺论衡》⑦等著作.
大陆每一省市几乎都设有“社会科学院”,台湾没有这种县市一级的“社会科学院”,相类似的倒是有“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一直走的是“民国”路线,离现实社会甚远,他们从不把台湾当前文学创作问题当作主要研究目标,再加上“文学”又没有从“文史哲”中独立出来,因而他们不仅在研究台湾当代文学而且在研究大陆文学方面,都没有在当代文学批评大厦的建构方面,起到丝毫的添砖加瓦作用.
3.两岸文学史撰写者都把对方的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大陆与台湾的比较,首先是“在大陆的台湾当代文学研究”与“在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比较.均不反对“求同存异”的两岸学者,在“同”的方面,两岸文学史撰写者均把对方的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两岸学者都是中华儿女,用余光中的话来说,他们“吃的是米饭,用的是筷子,过的是中秋,写的是中文”⑧.从文学的发生学角度看,与台湾最具有血缘和历史文化关系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从地缘政治方面来说,台湾永远都难于切割的仍是神州大地.从近代到当前,不少台湾作家都不持“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源流”的观点,而认为中华文化一直规范着台湾文学的发展.正如台湾新文学前辈张我军所云：“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⑨祖国大陆出版的台湾文学史著作,无不持这一掐中命门的观点.
台湾早期研究大陆文学的学者,多半是外省人,他们与祖国大陆有较密切的往来,特别是他们的父辈教育下一代要“堂堂正正做中国人”,故这些大陆文学研究工作者均认为大陆与台湾同属中国,各自的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祖籍湖南省茶陵县,连笔名均以“茶陵”名之的周玉山,他研究大陆文学,“是站在还原中国现代史的立场上”⑩.再如出生于上海的高凖,他对历史的、文化的、地理的故乡充满深情,对大陆的新诗发展更是倍加关心.他于1981年冲破重重阻力前往他心目中的“光彩与骄傲”“美丽与荣耀”的故乡大陆访问,访问后他加深了对祖国大陆的认识,并凭着这一腔爱国热血,写出了具有文学史品格、在不少地方与大陆作家达成互为精神交流的《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
台湾学者研究大陆文学的最新著作,可以原籍山东马森的三卷本《世界华文新文学史》为代表.在该书“绪论”中,他主张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是“一体两面”,这种看法在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比例急剧下降的当湾社会,简直是空谷足音.
和“外省作家”高凖、马森及周玉山等人不同,部分台湾省籍学者认同“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的口号.他们从不关心大陆文学,更谈不上研究大陆文学,个别人甚至主张将“中文系”与“外文系”合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中许多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致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
4.两岸均经历了注重政治功利到注重美学价值的转换过程 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及台湾文学史撰写,是在不再炮击台湾海防前线金门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是政治的解冻带来文化政策的松动,松动后的文化理所当然地报答政治之恩,即让文化交流为政治服务,让台湾文学研究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这种出发点无可非议,问题是“为统一大业服务”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乡愁》一类作品的褒扬上,简单地将故园情结等同于国家意识,或将文化认同与政权认同划等号.在这种线性思维的影响下,80年代先后出版的两部《台湾诗选》,几乎清一色是怀乡爱国的主题.某些大陆学者还不注意台湾文学的特点,一不小心跌入套用大陆文学框框的泥淖.
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通过反省匡正思路,已逐渐回到文学的轨道上来,重新实事求是评价由于种种原因被贬低或被否定的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流派.
初期研究台湾文学的大陆学者,普遍抬高乡土文学而压低现代派文学,这是因为乡土文学受过文人的围攻和追打.可后来乡土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在统“独”两派斗争中不少乡土作家倒向“”一边,这对有些论者过高评价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反讽.后来大陆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让学术之外的种种晦暗之气藏匿.
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也经历了从着重政治功利到注重美学价值的转换这个过程.他们开始研究大陆文学,凡是谈及左翼作家,不是贬,就是骂.而对右翼作家,明明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地位,却被冠以“伟大”及“斗士”各种名目.这些出自“匪情研究”系统研究人员,研究大陆文学不过是达到研究大陆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后来的“匪情研究”,或多或少还披上了“学术研究”的外衣,但对“伤痕文学”所做的评介工作,仍是一种以政治为本位的文学评论.他们认为“以文学或觉醒文学”称呼“伤痕文学”更恰当,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伤痕文学”的原意.“伤痕”一词本来着眼于情感的破损和伤痛,它具有人道与伦理上的意义.可“”一类的词偏离了本来的伦理批判本质,将文学、伦理的意义纳入了政治敌视的视线.由杂志《文讯》出面于1988年、1991年召开的“当前大陆文学研讨会”,仍有对政治鹦鹉学舌之处,可这种政治性让学术性相形见绌,如自诩为大陆文学研究“专家”的无名氏,在讨论会上竟把大陆“”中盛行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创作原则,说成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性,突出党性”,可见这次讨论会的学术水平.
后来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像过去那样对政治俯首帖耳,在心理上不再对龌龊的“匪情研究”亦步亦趋,评论时把范围扩大,不再局限在“伤痕文学”上,而评论了阿城的《树王》《棋王》《孩子王》,并介绍了莫言、韩少功、刘索拉、徐星、张贤亮、残雪等人的作品.这种评论,虽然也是赶潮流,但其评论动机及其方法与评“伤痕文学”时有所不同.由《联合文学》1986年5月刮起的“阿城旋风”及其评论热,改变了人们以为大陆文学即“伤痕文学”的印象.
战斗意识高于文学意识的台湾“军中作家”和“学院作家”不同,但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也只好与时俱进有所转变,如张放在开展两岸文学交流后,适时地出版了《大陆作家评传》,这比作者过去写的《文艺圈外》要客观些,这也标志着作者的研究在从政治本位逐步向文学本体转移.虽然这转移的步伐还不够大,但作者认识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大陆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评论中国大陆文学,若不提及《讲话》,则无法评析大陆40年代到70年代文学作品,这是无法逃避也不能逃避的重要课题”.尽管张放本人并不赞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内容,但这毕竟是进步.
自1990年代以来,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随着“本土化”和“去中国化”之风的影响,已很少有像样的成果.在这停滞期较值得重视者仍有吕正惠的大陆新时期小说研究、唐翼明的《大陆“新写实小说”》、宋如珊的《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
5.两岸学者各自研究对方的文学起到了相互激励和互相补充的作用 有人认为,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应由“他者”执笔,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山外”的人写,更容易取得客观的效果.这种看法诚然有一定道理,但由有亲身体验的本地学者写,写出后便不容易出现“隔”的现象.对台湾的文学史撰写,早期有黄得时、王白渊、王诗琅、郭水潭等人,可惜的是这些作家所做的工作显得过于零碎和不系统,直至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出版后,才改变了台湾文学无“史”的局面.叶石涛1987年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比其更为完整和丰富.从时间框架看,作者从17世纪中叶明郑成功收复台湾带进中原文化写至20世纪80年代,纵贯三百余年,已大体上勾画出台湾文学发展的轮廓.
这部“史纲”的诞生,系受了大陆学者编撰《台湾文学史》的刺激和启发.在南部出版的《文学界》杂志的一次集会上,叶石涛说：厦门、广州学者在写台湾文学史,“如果我们台湾的作家再不努力的话,我们台湾的文学也许要由大陆的中国人来定位了.”刘绍铭也说：“如果台湾学者不迎头赶上,迫得海外研究台湾文学的人到广州厦门去找资料,那就怪难为情了.”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叶石涛快马加鞭完成了《台湾文学史纲》,这又为后来的大陆学者编撰更完备的《台湾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大陆不少高校招收台湾方向的研究生,叶石涛这本修改前的书,是规定必读的.
两岸互登作品,互出著作,互评作品,互相竞争,互相受益,已成了难以阻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潮流.比如大陆学者首次为台湾新诗写史,尽管遭到对方诸多不满和批评,但不可否认,其开台湾诗史研究之先河的意义,尤其是对台湾加速研究自己诗史的刺激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文讯》才会动员不少诗人、诗评家参加“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此次会议所出版的厚达七百六十三页的论文集《台湾现代诗史论》,正“代表着本土研究势力（对大陆学者）的反扑”.“反扑”的重要对象是北京学者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这部使台湾部分诗人又爱又恨的书,是影响极大和争议颇多的著作.在彼岸不接纳、不看好、不认同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著作的情况下,有些台湾学者下决心“治愈”台湾诗坛多年来所患的“诗史不孕症”,企图用“土产”的新诗史专著去取代.在这方面,政治大学张双英出版了《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此书当代部分的写法与一位大陆学者写的《台湾当代新诗史》异多于同.两岸学者写的文学专题史之异同,正可满足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台湾文学发展现状.
6.两岸的当代文学研究后来呈逆向发展以致引发诠释权的“聚讼”局面 台湾文学从来就是一座重镇,与大陆文学是在不同的两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地图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文学中,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表现生活的空间.在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上,由于台湾开放比大陆早,接触西方文论的进程及角度与大陆不同,因而他们的文论建树有与大陆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叶维廉所建构的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诗学,远离了大陆长久以来形成的理论思维范式,具有一种异质性,有大陆文论家所期待的理论深度.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的对峙方面,台湾也有自己的特殊经验.在“”期间,当大陆文学呈现一片荒芜景象时,这时台湾作家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文学团体没有被红卫兵砸烂,他们仍然坚持创作,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片空白.此外,黄春明等人的小说适当地用闽南话、客家话的方言写作,丰富了国语的内涵,让“白话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阔.
在“求同存异”方面,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主要做的是同根同种同文的“求同”工作,强调祖国大陆文学对台湾的影响,而台湾着重在殊途不必同归的“存异”,强调日本文学对台湾文学的启蒙和熏陶,并一再突出上述的台湾文学不同于大陆文学的区域特色和贡献.这种特色和贡献,大陆学者也从不否定,只不过不像某些台湾学者将其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
大陆研究台湾文学,高度重视“外省作家”（含第二代）的作用.其原因是这些作家有不同程度的中国意识.他们虽然不一定追求统一,只愿意保持现状,但厌恶“”,反对“”.这里所说的“外省作家”,是指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随军队去台的作家.这一小批作家和评论家,在五六十年代建构“自由中国文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大陆研究台湾文学,十分重视余光中、白先勇、罗兰、琦君、张秀亚这些作家在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这典型地体现在最新出版的本土作家只是聊备一格的《台湾女性文学史》中.
国家认同,本是一个国家的自我定位与他人对这个国家的评价,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它首先是一种自我认同,接着走向集体认同.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那里除有原住民外,还有来自岛外的垦殖者以及不同层次的外来户.这些人尽管生活在共同的美丽岛上,但由于基于各自的立场特别是政治的诡异和政客们不断搬弄族群问题,造成多元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作家们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独立”于中国之外更是有不同的想象和解读.“”学者的解读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作家不是中国作家.基于这种立场,部分台湾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将“外省作家”边缘化,这些分离主义评论家最钟情的是生于斯、长于斯并具有“台湾意识”的本土作家.这种现象的造成,与政客们撕裂族群,在国族认同问题上大做分离主义文章分不开.本土作家所主张的“台湾意识”,其实是地方观念和家乡意识.可将“台湾意识”演化为“意识”后,这些评论家便和高扬中国意识的大陆学者展开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而形成一种“聚讼”局面.
这“聚讼”局面充分体现在《台湾文学史》由谁来写和怎样撰写中.在台湾,写这类著作被称为“一项何等迷人却又何等危险的任务”.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在高喊“台湾文学国家化”的台湾,文学研究远远跟不上“本土化”的形势,截至2011年前还未出版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台湾文学史》.要是有谁出版了这种著作,就可获得“开创者、奠基者”之美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编写《台湾文学史》与统“独”之争有关.有人看到大陆学者撰写了一部又一部《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便大喊“狼来了”.为了抗拒这种所谓“中国霸权”的论述,陈芳明下决心自己写一本《台湾新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是李登辉讲的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文学版.陈芳明把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同等对待,离开文学大讲“复权”“复国”,可见他那所谓完备的体系,不过是一锅杂碎；他那“再殖民”的离奇叙事,不过是一堆呓语,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有“战神”之称的陈映真和大陆学者的联手反弹.
批评家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与人作战,而应该是建设.可某些台湾学者在新世纪对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或分类史,不是提建设性的意见,而是以“与人作战”的姿态进行摧毁和“反攻”.他们嘲笑大陆学者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僵化教条的表现,认为大陆学者不是“发现”而是在“发明”台湾文学史：把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台湾文学”硬说成是客观存在.其实,这“发明权”不属于大陆学人,而属于台湾的本土作家张我军、杨逵和“变节”前的叶石涛.此外,他们还从政治上和学理上清算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林瑞明、彭瑞金等人在清算时把岛内的统派学者联结在一起：给不同观点的作家尤其是民族主义战士陈映真加上“祖国打手”的罪名.分离主义者不是称大陆的台湾文学史撰写者为“统战撰述部队”,就是称他们为“中国解放军的一支”,甚至说大陆学者是“文学恐龙”.这种“酷评”和“恶评”,人们不难从中嗅到了两岸“争夺”台湾文学诠释权浓烈刺鼻的味儿.
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竞争,无论台湾文论家如何自我膨胀,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如何超过大陆,但谁都不能否认,在《台湾文学史》的编写上,大陆出版的《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比他们多,这些文学史正在占领着台湾某些院校讲坛.可某些台湾学者不允许也不甘心被大陆学者一箭封喉,于是有各式各样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向大陆学者进行抨击,如《中国论坛》1992年6月“当代大陆‘台湾学’系列：文学篇”的制作,其作者差不多都对大陆学者的著作采取排斥的态度.当然有的是从学术出发的,但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切入.另还有对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的评价之争.一些分离主义的评论家们,认为大陆学者连什么是“台湾文学”都没弄明白便写“史”.在他们看来,“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人用台湾话写台湾事的作品.至于评价的标准和对许多作家的定位,他们仍然亮出“斧钺”,无法认同.
两岸关于台湾文学诠释权出现的“聚讼”风云无不以民间对峙方式出现,极少从“幕后”走到“台前”进行干预,但这种学术之争无疑有各自的政治做后盾.就是岛内“双陈大战”（陈芳明、陈映真）中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论争,更离不开政治,即离不开“台湾结”与“中国结”的话题.台湾文学研究当然不能由政治主宰,但“用政治天线接收台湾文学频道”,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只要有“”主张和李登辉发明的“两国论”的存在,只要两岸对台湾文学的诠释呈逆向发展便难免酿成“争夺”场面.
台湾文学史的撰写,毕竟牵涉到作家的定位和如何用评论家的“盛气”诠释文学现象,另牵连到谁来定位谁来诠释,甚至谁最有资格定位、谁最有权力来书写的问题.最有资格者不一定是本地学者或圈内教授,最有权力者如无真气、英气、正气、胆气,哪怕他全方位掌握了学术权力与资源,也无资格参与撰写.谁怕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当然是那些生活在专制阴影下的人,那些言伪而辩的分离主义者.可有道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反攻”大陆学者的当代文学研究只会引起更多人的阅读和购买的兴趣,这是“反攻”者未曾预料到的.
7.大陆研究家用纯正的汉语写作与台湾本土评论家用“台语写作”形成强烈反差 在大陆,除少数民族作家用他们的文字写小说,写文学评论外,罕见有人纯用方言写文学评论.在台湾,戒严时期也和大陆一样,评论家们均用纯正的汉语写作.这与国民党强势推行国语有关.1945年10月,即将上任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为了抵消殖民文化对台湾同胞的毒害,提出“先着手国语,使台胞明白祖国文化”.同年11月便筹设“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在县市建立“国语推行所”.另颁布《国语运动纲领》,如果本地知识分子不会讲国语,不能担任公务员.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政府加大推行“国语运动”的力度,认为方言不能取代国语,否则将会影响民族团结,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规定在机关、学校不能用方言交际,并强令教师订阅《国语日报》,听国语广播.1949年3月,又规定全台湾地区小学教师必须国语训练及格,否则便解聘；国语能力较差的教师,亦不续聘.10月26日,当局除禁止日文唱片和日文写作外,同时取消报纸杂志的日文版.1970年“行政院”颁布《加强推行国语办法》.在1976年颁布的《广播电视法》中,要求削弱方言节目比例,强求国语进入家庭,完全无视闽南话和客家话等方言的存在.在后来兴起本土化运动中,当地文人强烈反对当局歧视方言的做法,以致要求用所谓“母语”取代国语.
这些极端的学者,主张台湾新文学是一种由“台湾话”、北京话、日本话写作的“多语言文学”,他们通过鼓吹“台语写作”,试图从语言上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血缘关系.为了使“台湾话”更快地从中国语中独立出来,他们大力表彰用“母语”即“台湾语言”写作.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其实是很难行得通的,且是根本脱离实际的.现在的“台湾话”绝大部分有音无字,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批评文字在学术刊物上极其少见.当然,少见不等于完全没有,下面是《海翁台语文学》总编辑黄劲连写的《文学兮台语,台语兮文学》中的一段：
“台湾文学着是台湾侬兮文学”、“台湾侬兮文学”当中牵缘三个命题：一、台湾侬.二、台湾侬兮.三、文学.甚乜是“文学”,有一定兮标准,由足济（ze）文学原理兮册探讨即个问题.“台湾侬”顶悬（kuan）已今有讲着（tioh）；“台湾侬兮（e）”,应该爱谈着台湾兮语言、台湾兮风土民情、台湾侬兮生活经验、台湾侬兮感情世界、理想世界、台湾侬心中兮梦.用台湾侬兮语言,写台湾侬兮思想、感情.伫（左边应为“宁”）（ti）遮（zia）,足明显兮（e）,犹（iu）原牵连着“语言”兮（e）问题.
作者本想用汉语方言之一的“台语”（实际上是指闽南语）与汉语决裂,即企图用“台语”取代汉语,可作者写这篇论文时,不少地方用的仍然是汉字即“中国语”.只不过这“中国语”经作者“台化”后,拗口得无法读下去.充满“兮”字的写法,这又使人联想到大陆诗人屈原的《离骚》.这种吊诡现象,说明“台语”不管是用同音字还是夹带注音,都得以汉字为基础,用再多的注音也脱离不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轨道.不要怪自己投错了胎做中国人,在说中囯话写汉字.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从不以使用英国语义为可耻,更何况台湾根本不可能“独立”.
物欲横流、乡愿当道、贤能退隐的台湾社会很奇特,其文化的变化也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这是一个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快速变化的岛屿.政治上由的“总统”终身制到政党不断轮替,变化之大已不须多言；而政治带动的社会变迁与解放,可用令人咋舌来形容.比如“两蒋”时代强制推行国语,在公共场合严禁讲方言.在戒严时期,语言的阶层关系确立为：闽南话和客家话成为落后、粗鲁、乡野、没有文化和社会地位低的象征,而作为语言的“国语”,成了现代、优雅、都市和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乃至身份的象征.据萧阿勤的说法：语言的阶层关系,与政治领域的族群阶层相当一致,即外省人是统治者,而本省人尤其是讲闽南话的人,是被统治者.而现在“台语”却成了语言之一种,凡参加最高领导人直选的政治家都必须学会这种语言,它成了认同台湾与外省人划清界限的一种标志.讲“台语”是“忠于台湾”,而说中国语的人有时却变成“可耻”或“卖台”的同义语.这充分说明,“台语文学”在实际操作时不仅牵涉到语言、文学问题,还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分歧,正如“台语文学”的主张者蔡胜雄所言：“台湾文学要用台语来写,还是用‘国语’（北京话）来写的问题,更牵涉到国家认同的问题.”可见,解除戒严后台湾之所以乱象丛生和鼓吹“台语写作”导致语言的泛政治化有极大的关系.
台湾← →香港
1.两地文学制度的同异 “港台文学”的概念,有人认为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其实,早在1970年代初,有人就将香港文学与台湾文学联结在一起,如“左”倾评论家谢基民写过《困兽之斗的港台文学》,认为港台文学与内地社会文艺不同,它属资本主义文艺,“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毒瘤……二十年来它发展了不同状态的征候,各式各样的疮疤,恶毒和臭味四处散播,我们实在要一一检讨”.这种观点、语言很像大陆的红卫兵,其偏激不辨自明,但此文说港台文学性质相近,倒很值得重视.
处于英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三角关系中的香港,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均显得很不一般.从地理位置上看,香港靠近广东深圳；在意识形态上,由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及“九七”前“妾身未明”的处境等各式各样的原因,香港更接近台湾.
台湾、香港均为大陆的离岛,两地本来就有被“割让”的类似历史.将“港台文学”或“台港文学”并列,不等于台港社会风俗或文学风貌均无差异.相反,这种差异还非常明显.经济上两地虽然同属资本主义,但香港人对台湾人颇有心结.且不说文化上台湾说闽南话,香港讲广东话,单说出入境直至80年代台湾对香港防范之严简直使人怀疑是神经过敏.不过,在文学制度上,两者倒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文学社团,台湾的文学组织分为地区性与全岛性两种,其形态为：一、紧紧围绕在文学杂志间的作家群；二、以志同道合的方式结合,去抗衡不同文艺观的社团；三、以研究会或读书会的面目出现；四、不局限于本岛的国际性组织.
香港从l955年起,先后有了一些文学团体.但这些团体属同人性质,且组织松散.就台湾文学社团形态上述四种情况而论,在香港“紧紧围绕在文学杂志间的作家群”有“素叶文学”作家群,“以志同道合的方式结合,去抗衡不同文艺观的社团”有“香港文学促进会”,“以研究会或读书会的面目出现”有不久前成立的“香港文学评论学会”.这种研究性质的学会,由于缺乏政府拨款,也无财团支持,更重要的是香港没有文学评论读者市场,故多半都会无疾而终.“不局限于本岛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及“国际笔会香港英文笔会”,后一种笔会是著名作家徐訏从前一个“笔会”中分裂出来,这正像台湾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因内部纠纷系由刘心皇从“中国文艺协会”分化出来一样.
台湾的文学社团如过江之鲫,仅“笔会”就有“中华民国笔会”、台湾笔会、台湾原住民族文学作家笔会、台文笔会、台湾客家笔会.作为生活在高度商业化社会的香港文化人,和台湾文化人一样从来都寂寞,作家获得的掌声稀少,诗人的读者更少,为了互相“取暖”,便成立了不少社团,以诗歌的国际性组织为例,有成立于1988年12月的“世界华人诗人协会”、成立于1989年10月的“国际华人诗人协会”、成立于1993年的“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这三种国际性组织,较有影响的为“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其余不是停止活动,就是勉强维持.
在台湾戒严时期,“中华民国笔会”是代表的主流组织.虽然其会长、理事是选出来的,但因为政治上是中国国民党独大,“两蒋”在宝岛实行的是统治,这便决定了文坛只能有一个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笔会”存在,不允许不同路线尤其是不用“中国”“中华”“台湾省”名称的“笔会”产生.在解除戒严后,文艺政策宽松,因而台湾的文学组织有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本土作家成立了与“中华民国笔会”相抗衡、文学立场和主张完全与“外省作家”不同的“台湾笔会”.香港没有实行戒严,也就没有戒严前后之分,但有“九七”回归前后之分.面临香港回归祖国,香港作家队伍同样产生了新的组合和分化.远在1949年底,左翼作家回内地,右翼文人纷纷去香港,香港一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意识形态的前哨阵地.在五六十年代,左右翼界限壁垒森严.后来左右翼色彩在淡化,形成左中有右、右中有左或边左边右、亦右亦左或先左后右、先右后左的奇异景观.以后者论,1997年6月由右翼文人、“怪论”作家哈公发起成立的“香港作家协会”,反共色彩非常鲜明.1992年其上层领导改由全国政协委员朱莲芬担任,该组织便由亲台很快转向亲中,不再对李登辉行注目礼.原为抗衡亲台的“香港作家协会”而于1988年1月成立的“香港作家联谊会”（1992年1月改名为“香港作家联会”）,由左派文人曾敏之发起.这是香港作家团体活动最多,且有会所和机关刊物,与内地保持紧密联系的文学团体.“九七”前夕,“作协”与“作联”的对峙,与台湾“中华民国笔会”与“台湾笔会”分庭抗礼相似.在新世纪的台湾,不同政治色彩的作家则原先由从对抗变为交叉,从显性转变为隐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景观.
2.两地文学论争的差别 心中少祖国、口中无阶级的香港,作家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和台湾一样受政治形势的左右.历来以流动著称的香港作家,“九七”前夕流动性更为明显.一部分作家存在“九七”后怕遭受清算的顾虑,或认为“九七”后创作自由没有保障,或觉得无法适应“九七”后新生活,便移民他乡.其中移民的地点主要是加拿大和澳洲、美国等地.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有许子东等少数内地文人从海外到香港定居,成为新的香港文学评论家.在台湾,作家同样存在“进进出出”的情况,走到美国去的於梨华便写出“留学生文学”,而香港从外面进来的作家除余光中外,并未形成一种新的流派和风格.
台港两地使人感到诧异的是对某些在外人看来是纯属常识性的问题,常常争论不休,比如什么叫台湾文学,其定义之多,简直有点像作文比赛——没有台湾文学,只有中国文学；不论是住在台湾还是海外的中国人用北京话（目前台湾叫“华语”）写作的有关台湾的文学作品,它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作家用国语所写出来的作品；台湾人站在台湾立场用台湾话创作出来的文学；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或曰“台湾民族”唾弃中国语而用“台湾语言”（包括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作为表达工具写成的作品.
第一种意见忽视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后面的几种观点代表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不同,但多数人都承认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文学,其中第二种观点认为再怎么有别也改变不了同文同种的属性.第三种实际上主张台湾文学应为“中华民国文学”.最后两种是持分离主义文学观点作家的主张,其由政治挂帅所带来的偏狭性异常明显.
香港文学的身世一直悬浮未定,相当朦胧,一位南来评论家曾戏称其是“不明写作物体”：
何谓“香港文学”？南来北往东去西迁土生土长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左右逢源左右为难中间独立有自由无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经费,松散联谊宗旨含混聚散无常的文学社团与协会,自生自灭停刊复刊再停刊风云流散的文学杂志,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过渡后过渡的文学思潮和语境,雅俗对峙雅俗杂错雅即俗俗即雅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界定之难,真个是只好称之为一种“不明写作物体”（unknown writing object,uwo）罢？
对这“不明写作物体”,其实也有相对明确的说法.第一种意见认为香港文学是香港人写的作品,第二种意见认为系在香港居住的华人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在香港地区出现的作品,第四种意见认为是用“香港意识”写出来的作品,还有个别人认为不能光用国语,还应夹杂有粤语、英语的作品,才算是有“港味”的香港文学.第一种意见牵涉到什么是“香港人”的问题,通常认为是指在香港出生的人,或不在香港生但在香港长大的人,或不是土生土长但在香港居住过七年以上的人.第一、二、三种意见争论不大,第四种意见对什么叫“香港意识”存在着分歧,最后一种意见认为用三种语言写作的作品才是纯正的香港文学的看法,多数人并不赞同.
和台湾不同的是,香港在1979年还有过“香港有没有文学”的讨论,参加者都是香港的著名作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香港有文学.”可香港常给人“文化沙漠”或“文学沙漠”的感觉,其原因在于香港文学是“弃儿”,即港英政府不要,在内地也不受青睐,改革开放前根本就不承认有这种文学.另外,香港不曾产生经典作品,严肃文学也找不到市场,如有文学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二毫子小说”、亦舒的言情小说乃至打手文学、“咸湿文学”、垃圾文学.这种对香港文学的误解,在内地仍然存在,如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冯牧就认为“香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先锋作家马建,在“九七”前夕也发过这种怪论：“娱乐是香港生活的重要消费,但歌舞升平成不了文化身份.香港人照样走到什么地方也被称为文化白痴.无论他移民到哪里,老家还是个文化沙漠.”这种用大扫除的方式否定一切的红卫兵式的语言,招来许多反驳.反驳者一致认为,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如果只有经济实力而无文化的支撑,这是说不过去的.香港的文化现象斑驳复杂,简单的判断难以服人.即使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者之一金庸.香港的文化“珍珠”与“鱼目”共存,可马建只见“鱼目”不见“珍珠”,或只看到跑马文化、选美文化、快餐文化,而不懂得金庸武侠俗文化也可提升为雅文化的道理.
不可否认,台港两地与大陆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本土性.台湾高扬的是“台湾意识”,它虽然正式出现在70年代中期,但这种意识早在1895—1945的日据时期就开始存在.这时的“台湾意识”,以民族意识为基本内涵,系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思想武器.日本投降后,去台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将“接收”变成“劫收”,使台湾同胞极为反感,“台湾意识”由此成为省籍情结的符号.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台湾意识”蜕变成党外运动的基石,台湾人民用它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作为文化论述的“台湾意识”,有“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层面.当李登辉在90年代提出“两国论”,“台湾意识”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主流话语后,一些人以淡水河取代长江,这时的“台湾意识”已不再是“中国意识”之一种.本来,“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抽象的心理建构,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在许多人的心灵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而“政治认同”是以具体的政府或政权作为认同之对象.当今在香港出现的“香港意识”,不完全同于变了味的“港独意识”.许多香港作家认同中华文化,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一定认同政治中国.更有极端的作家不认同中华文化,视香港为唯一的本土,内地为他土.但一般民众使用“香港意识”一词,和“台湾意识”一样,只是一种地方观念.
香港文坛没有巨浪,没有海啸,没有台湾发生的那场震动全社会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不能小视这场论战,它通过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决,才促使台湾当代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台湾当代文学研究不再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改为“乡土文学”评论与研究.虽然“乡土文学”名称没有后出现的“台湾文学”来得旗帜鲜明,但比起笼而统之的“中国现代文学”更具有地方特色.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小批和余光中、颜元叔相抗衡以叶石涛、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评论家,他们的评论大都有左翼色彩,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应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对现代派文学采取抨击态度,所写的论争文章咄咄逼人,而且还十分注意作家作品评论,所不同的是评论对象大都是本土作家.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结束后,编印了两本代表完全不同倾向的书：由彭品光主编的《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和尉天骢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这种乡土文学论战文章汇编,香港也出了一巨册.此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均没有什么政治背景.香港毕竟没有台湾张道藩那样一锤定音的文艺指挥官,也没有事事想拨云见日的指导型评论家,同样没有出现过滔滔雄辩的颜元叔、从其论著中总能采到吉光片羽的王梦鸥以及叶维廉、叶石涛那样公认的评论大家.在香港,虽然也有一些高校的学者从事香港文学研究,但这种研究在学术界地位不高,远没有研究古代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和研究现代的鲁迅、巴金、曹禺那样受人重视.
3.“外省作家”与本省作家、“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 香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视为移民文学,其成分多元,主要由“南来”“本土”“外来”三大板块构成.“南来”本来也属“外来”,不过,这里讲的“外来”,主要是指来自海外.必须指出的是,“南来作家”并不是流派概念,通常是指从中国内地迁移到香港的作家.这其中有“南来者”后北返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去香港,居住时间较长以至成了当地永久居民,如徐速比第一代“南来”更像香港作家.20世纪七十年代“南来”的算“第三代”.他们大都通过探亲、继承遗产等合法手段移居香港,也有少数人因家庭出身在内地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等原因,冒着危险从深圳河泅渡到香港.他们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作家”最大不同是没有“难民”心态,不同于力匡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不认同的政治放逐.他们中有部分人还较快融入当地社会.但这不等于“南来作家”的作品与本土作家相同.相反,他们的作品多半是内地记忆,即使是写香港,用的也是内地视角.“南来”的有些早先在内地成名,有的去港后才成名,也有个别人成了香港的过客.他们的价值判断、艺术手法与本土作家均有所不同.他们最拿手的是“写实”,语言通俗易懂.其中有左翼与右翼之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
本土作家也并非与“南来作家”没有交会的地方.有些人有在海外留学或生活的经历,与其他本土作家相比,他们的创作多了些雅,少了些俗,更注重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
当然,“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的对立情况仍然存在.这两个群体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有时还互相敌视.不过,本土作家与“南来作家”的紧张关系不像台湾的“外省作家”与本省作家一样有着异常复杂和激烈的政治因素,也没有公开掀起稍具规模的论战,但有暗战,这在香港诗选的出版中有鲜明的体现.本土诗人关梦南、叶辉合编的《香港新诗选读》,其编选标准是地道的“从本土出发”.他们心目中的本土,并不是都从香港出发的本土意识,而是指根植于本土的非外来的土著身份.该书虽然也选了柳木下等少数“南来诗人”的作品,但只要将此选本与“南来作家”张诗剑主编的《香港当代文学精品·诗歌卷》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后者所选的几十位“南来诗人”在“选读”中都不见踪影.这使人联想到台湾诗坛,他们常常通过诗社选、年度诗选、年代诗选、诗学大系、中国诗选、台湾诗选、两岸诗选、经典诗选、世纪诗选各种名目上演新诗版图的争霸战.
4.台港新诗的“互文”关系 台港两地的新诗创作与评论有“互文”关系,这种情况的造成和香港早期一些诗人如叶维廉、戴天、蔡炎培、温健骝在台湾读大学有一定的关系.正是这些来自香港的侨生,为两地诗歌的发展四处奔波,并靠倾向相似的作品互相示好.在1950年代后期,港台现代诗就“鹦其鸣矣,求其友声”,互相唱和,其中创办于1956年的香港《文艺新潮》,于1957年前后两次集中发表一批台湾新锐诗人的作品,成了港台新诗联系的桥梁.为了报答该刊出版台湾诗人作品专辑,台北纪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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