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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9则

现代汉语的危机

新近一期的《湖湘论坛》刊载了邓晓芒的文章,就现代汉语当下的危机发表了看法.

邓晓芒说,他曾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文中把二十世纪白话文运动称之为现代汉语对传统汉语的”现象学还原”.汉语经过这场演变,由文言文这样的的权力话语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此在”,成为了中国人的“存在之家”G每德格∞.二十世纪形成的现代汉语（中文）初步摆脱了书面汉语的政治统治功能,而成为了中国人借以生存的活的语言. 在邓晓芒看来,她母亲就是最直接的事实依据.邓母没有机会念书,十几岁时她表姐教她认了几个字,送给她几本当时的国语课本,并嘱咐她坚持写日记.后来,邓母有了较好的语言能力,晚年出版的散文集缅c州旧事》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在邓晓芒看来,母亲写作能力的获得,除主观努力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当年得以发蒙的国语课本是纯正的现代汉语,都是由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编写的,没有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朴实而接地气.二是她的最大爱好就是看小说,尤其是那些翻译大师所译的西方文学名著.王小波就说,他的文学修养就是通过读翻译的西方文学经典而得到的.因那些了不起的翻译家,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 然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翻译出现了很大问题.显然,新译本大多不如老译本.本世纪互联网的兴起,更是把纯正完美的现代汉语冲击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

网络用语的混乱表明教育出现了很大问题.这批缺少教育、缺少文化的年轻人正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一方面,他们对汉语的糟蹋就是对教育体制的逆反.这套体制使青年对现代汉语深恶痛绝,失去语感.另一方面,也有青年完全接受这套教育观念.这就使现代汉语成为一种假大空的官话、套话. 邓晓芒说,现代汉语面临两个方面的围剿：一个方面是空话套话,它抽空了现代汉语的现实内容,让年轻一代从小就对现代汉语失去了感情和领悟能力晶一方面是民间互联网的语言狂欢,她解构了现代汉语借以表达生活世界的、经过好几代语言大师苦心经营的语言形式,而使汉语走向低俗化、弱智化和粗野化.这两者都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存在之家,长此以往,汉语将死.

嘻述务）

如何让材料说话

新近一期的《文艺争鸣》刊载了洪子诚的文章,对《材料与注释》-书的”自序”部分予以补充说明.

洪子诚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 “尽量让材料本身谠话”——但是材料本身不会说话.假设把《材料与注释》看作另类,或”亚”文学史叙述,那么,就不可能没有勾勒趋势、提供判断和结论.材料的选取、编排、注释,都是写作者的支配、处理.近些年在文学写作与研究中,有”原生态～还原～原汁原味～回到历史自身”等词语——它们大致从1980年代末开始流行.有文学史意识的人会知道,这些强调,主要是在抵御当代僵硬的“写本质”的“典型化”,抵御写作的过度观念化和历史研究上过度的主观化.

洪子诚说,当年攻击安东尼奥尼,其实真是冤枉了他.对《中国》这个纪录片特征的描述,还是罗兰-巴尔特讲得比较靠谱.罗兰·巴尔特等几位有左翼倾向的法国知识分子,1974年四五月间受邀访问“批林批孔”中的中国.他认为其发表的日记就是安东尼奥尼式的.其日记提供了一种”旁观者”的有限观察和现象学式的叙述,使日记倾向“注重细节、颜色、景致、身体,每一天的细小事件”.

无论是文学写作上的“原生态”,还是研究上的“返回现场”,都深藏某种目的论的预期.当然,在叙述、评论与思考的关系上,后者居于什么位置,占有多大分量,有不同的选择、设计.《材料与注释》是一种叙述,但总体而言,还是希望能有较多的隐蔽、节制.一是”文体”上的考虑,另一是觉得确定的评论可能限制对材料的多向度阐释,还有就是对这些难以索解的困惑这成为清晰化归纳的障碍.材料组织者自然表现了一种历史评议的认知和道德的优势,却也常常质疑这种由“时间”赋予的“优势”的虚妄一面.

洪子诚说,人文研究,即便再“客观”的论著,也不可能没有研究者“影子”的投射,程度、性质不同而已.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总必须建立某种关系,研究、叙述才能进行.有的研究可能会更多抑制主体影子的投入,有的则正相反,就是要让评述对象成为个体表达的载体.这和研究者采用的文体、研究动机、性格、趣味等有关.《材料与注释》倾向的立场偏于隐藏节制,而《我的阅读史》则是要投射影子,属于”浪漫主义”一类,说得不好听是有些感伤和自恋.明晰的归纳、判断虽说更垂要,在大多数时间里拥有宏大力量,而”不确定”也并非总是软弱的代名词,偶尔也会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力量.

腱鼬胡适拟哲学史到思想史的

学术转型

新近一期的《四川大学学报》刊载了王沉森的文章,就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英文版《中国思想史大纲》发表了看法.

王沉森说,这份《大纲》是由1554张小纸条所组成的,是胡适1944年底到1945年在哈佛的开课大纲.这是他最后一次要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尝试,但是接着便被早先开始的《水经注》问题盖过去了,没能完成.

这份《大纲》反映了胡适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的转变,第二是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若干观点的转变. 傅斯年在1926年写给胡适一封长信.他对胡适说,你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倒是你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著作.一方面哲学史的著作当时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人写了,但最重要的是你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人没有“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任何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讲中国的思想,本身就是错的.不能用伦理学、本体论、知识论去讲中国的东西.胡适回信时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受此影响,胡适不再怎么谈哲学或哲学吏,虽然也谈哲学的问题,但是他以后开课的名都是“思想史”了.

胡适的这个重大转变,除了傅斯年个人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也有关.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论的兴起,带来了哲学是形上学以及“哲学的结束”这样的观念.

”思想史”的角度与”哲学史”的角度是迥然不同的.胡适说用”思想史”则可以写每一个时代,包括道士、佛教,包括他鄙夷的很多东西,但是它们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胡适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的变化,也代表他整个学术观点的一个变化,此后他近史学、汉学而轻哲学、理论.

比较这份《大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可以看出胡适的很多看法都变了.首先,胡适对史料依旧持批判的态度,但没有像原来那么激烈.其次,胡适原来是以西方哲学的标准与规范来讲先秦诸子,所以出发点是西方哲学.由“哲学史”到”思想史”显示一种由universal渐变成比较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倾向.不是只要有几个重要的阶段,符合”哲学史”定义的才能写,而是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都值得写.

总之,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

（张孝仁）

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

新近一期《清华大学学报》刊载了罗志田的文章,就后五四时代文化的区域性与世界性问题发表了看法.

罗志田说,近代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来的“大变”,思想、社会、政治都失去重心,在士人心中造成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思想长期定于一尊的状态被打破,难以形成一种近于共同信仰的意识形态,于是人各尊其所尊,终致国无共识.这对处于中外竞争的中国来说,不妙的是社会缺乏凝聚力,好处则是思想因而大解放.那时的立言者多少意识到自己是在缺乏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实际形成一种并无共识而可以相互分享的探讨,可以说是无共识的共论.

很多时候,或因彼此的关怀接近,或因他们的思虑相近,或因他们共同认识到问题的重要,甚至有意无意间为争取共同的受众,立言者很容易进行相互分享的探讨和争辩,而忽视某些似可不言而喻的歧异认知.“西方”与“世界”的关系,就最能体现这一现象.自从进化论引入近代中国,人们便开始关注世界各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在不少民初读书人的表述中,西方、现代和世界常常成为可以替代使用的同义词.这意味着在他们心目中,代表现代的文化世界,其实就指西方.有了这象征性的西方,加上他们身处的东方,似乎也就构成了～个地理的世界. 这里有一个仿佛不言而喻其实并无共识的重要分歧,即西方是否代表了世界,以及西化是否等同于世界化.

梁漱溟在五四学生运动后因出版栋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在民初”西方分裂”的语境下,梁漱溟把“西方”重新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和论述,远比以前困难.而他又常用东西文化来代表世界文化,就带来进一步的困惑. 从晚清开始,大概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中国读书人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二分为东西的习惯.早年中国人重视国耻的时候还常提及印度、波兰等亡国之耻,因而也注意到这些国家的历史后来更加面向未来以寻求富强之后,多数人心目中就只有那些“崛起”的大国,世界也逐渐成了西方的同义词,不过还要加上正在争取”进入世界”的中国或东方.

不同于梁漱溟、胡适等人,常乃就曾提出东方和西方不足以代表世界的质疑.他认为,世界文化同为一途,本无所谓”东方、西方之分”,一般所说的“东西文化之分野,只是一个时代的分野,而不是性质的分野”.他确实看到了问题所在,即那些在意识层面主张文化多元的,下意识中却侧重于东西二元,往往习惯性地以中西或东西代表世界.那时很多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和口中的”世界”,更多意指西方滁了尚茌积极争取”进入世界”的中国或东方自己,他们并不真正关注西方以外的“世界”.

（李措

印度痰缝中的大国

2017年6月1日,著名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刊载了评论印度的文章,题为《印度决缝中的大国》. 他认为,在当代世界体系的所有“大国”——不管你怎么界定”大国”——印度是最不受关注的一个.为何如此？印度毕竟正在快速趋近成为世界人口最大国的关口.它的多数经济增长指标得分都很高,且还一直在提升.它拥有,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它是G20组织的一员,这是它成为大国的许可证.但它又并非G7这个更重要而又更秘密的组织的一员.

它是所谓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之一.但是作为新世纪初崛起的”新兴”经济势力,金砖国家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正在滑落,就如同其经济在世界经济“后2008”的颓势中突然急速恶化一样,只有中国是例外.它与中俄——但同时又包括巴基斯坦——一道,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员,但该组织似乎从未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力量.

不论哪个党执政,印度政府都花了大力气寻求在世界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长期争端中,印度政府尤其寻求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但它又从未达成这一目标.

冷战时期,印度宣称中立,实际上倾向前苏联.前苏联垮台之后,印度试图改善其与美国的关系.但在赢得美国支持的同时,它也失去了中国在政策方面的照顾.围绕领土问题,中国曾与印度发生过严重的武装冲突,印度对于的欢迎态度,也令中国恼怒.

印度有运转正常的议会体系,这在亚洲国家中实属少见,国民大会党（独立运动的继承者）和人民党（属于右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竞选中轮流坐庄.泛欧国家的分析家和政治领袖经常为这一事实击节叫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印度赢得更多认可的要求.

沃勒斯坦说,我们得问一个问题：“谁真的需要印度7美国——尤其是自从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以来——想要印度从美国进口更多,而又不需要太多投资作为回报.的确,当下印度信息技术员工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回归,正在威胁着美国,信息技术是美国至今表现良好的少数领域之一,如今该领域失业率激增.

中国需要印度吗？当然,在与美国的任何争执中,中国都需要印度的后援,但印度也是中国争取东南亚国家支持时的对手,而非伙伴.俄国和伊朗可以利用印度来支持其中东议题,但印度又害怕冒犯美国,因此犹犹豫豫、不出全力,即使俄国、伊朗和印度在诸如阿富汗这样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东南亚国家相信,与中国达成协议,要比与印度达成协议更加划算.

裉清楚,问题在于,印度是一个“夹缝”中的国家.它足够强大,别人都得考虑到它.但是它又不够强大,所以不能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于是,当其他大国总在算计自己的优先考虑是什么时,印度就似乎命中注定只能是回应别人的动议,而不是相反.

（朱7IFJ 并不”魔幻”的《百年孤独》 2017年6月15日的《伦敦书评》杂志,刊载了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文章：《没有魔幻,没有隐喻》,在文中,杰姆逊对出版至今已五十年的名著《百年孤独》做出了解读.

杰姆逊指出,《百年孤独》的所谓“孤独”,不应被理解为情感上的痛苦——它首先应该被理解为”自主”马孔多是世外桃源、是与旧世界没有关系的新世界脏在那里的人,是一个家族、一个王朝.而马孔多最初的孤独,就是一种纯粹和无辜、是一种与尘世苦难相隔绝的自由.从寓言的角度看,马孔多代表的是拉丁美洲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特性,或者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中的独特性,或者甚至是马尔克斯的故土∞口勒比海岸）在哥伦比亚和安第斯山中的独特性.所有这些视角,都标志着小说开端之新颖,及其乌托邦实验的企图. 杰姆逊认为,《百年孤独》借用了诸多既有的小说形式,比如“家族小说”.小说里出现了很多家族,也正是这些家族故事,构成了乌尔克斯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内核.但是在这表象之下,《百年孤独》的家族故事又有新的特点：一代又一代的奥雷里亚诺和何塞·阿卡迪奥们名字相同,令人无从辨识不仅如此,小说其他人物之间的名字也很难区分.在马孔多,什么都在变化之中．国家政权、宗教和资本主义纷至沓来,内战殃及此地,城镇盛极而衰,大雨下了又停,主角衰老亡故——但像植物根茎一样的叙述却生生不息,直到小说的结尾仍生机勃勃.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该小说中看到”战争小说”的影子,但马尔克斯的叙述,又将拉丁美洲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加入其中.

在杰姆逊看来,马尔克斯是一个行为主义论者,因为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心理学（不管是深度的还是浅度的）,次要角色则主要为某种情节功能服务.但是与人们一般认为的不同,“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并非巴洛克式的混乱无序,马尔克斯的句子与段落有着生动的叙述逻辑,其特征就是对某个物体或话题的“聚焦”.这种叙述逻辑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也并不来自于某个”全知叙述者”的无意识,它也并非遵从日常生活的惯性逻辑——毋宁说,它扎根于源自拉丁美洲之”神奇”的原材料之中.所以,这里没有魔幻、没有隐喻,有的只是超越性中的些许砂砾和某种唯物主义的崇高.此处没有观点、没有隐含的叙述者（或读者）没有意识流,或自由间接文体；没有最初的秩序,也没有秩序的恢复；没有叙事上的分叉,也没有现实主义或狂想——而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打破主观与客观、内在情感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任何区分.

卡彭铁尔曾经说过,在拉丁美洲,真实本身就是神奇的,而拉美本身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神奇.马尔克斯的叙述怪异而全神贯注,它展示的,并非“魔幻现实主义”,而不过是某种具体而微的乌托邦.

（王茹仪）

后现代主义之后,是什么？

2017年6月12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刊载了艾丽森·吉本斯的文章《后现代主义已死,接下来是什么》,在文中,吉本斯对当下欧美的文学格局进行了解说.

1980年代晚期以来,小说家、艺术家、批评家和艺术史家都在预言后现代主义的死亡.比如,在其《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第二版(2002)中,琳达·哈琴即已宣称：”后现代主义已死”.尽管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缺乏绝对共识,但我们大致可以从一些重要理论家的论述之中获得线索——比如,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将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归纳为历史感的丧失、深度和意义的缺乏,以及情感的消退：而在其《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布赖恩·麦克黑尔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本体论问题甚为着迷.综合起来看,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指对于“真实”的质疑,这既是针对真实世界而言,也是针对小说在再现方面的效力与逼真程度而言.

但是吉本斯指出,推动后现代主义的力量,如今似乎正在衰退.比如,后现代主义拒绝包括宗教在内的宏大叙事,拒绝”进步”和”历史”这样的概念——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尤其是《血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重写了传统神话故事,从而颠覆了关于性别和女性主体的宏大叙事.但是如今的文化氛围,似乎是重新走向”历史”,以及神话意义的复活.露丝·尾关的《不存在的女孩》,将二战时期的日本和2011年东北大地震时的日本勾连起来,试图重述其间的历史关联.再比如,后现代主义以无休无止的语言游戏来质疑现实,“元小说”即是其最为人知的叙事技巧；而如今比如说本·勒纳的小说《10：04》,尽管也会有作者本人现身小说之中,但其目的却是指向现实主义,而非指明文本的虚构性.

从上述趋势来说,似乎后现代主义正在消亡,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吉本斯介绍说,批评家们大都认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新千年的到来、9 -11事件、“反恐战争”、中东战争、全球金融危机和接连不断的全球革命,表明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发展的不均衡,这也导致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后现代性工程持续不断的失望.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牛津词典将”后真理”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后”反映了残留着的后现代主义式的不信任,但“真理”仍然是重要的试金石.在后现代主义之后,人们发明了诸多说法来指称这个时代,比如“世界现代主义”“数码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后人类主义”等.

吉本斯认为,随着后现代主义式游戏态度的终结,我们最好建构起某种能够真诚应对真实世界问题的文学,这种文学,应该能够审视关乎种族不平等、资本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复杂而不断变动的危机,而不是在它们面前闭上眼睛、自娱自乐.

（龚琛洁）

金钱的社会意义与道德意义

2017年6月15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薇薇亚娜．A．泽利泽尔的文童,题为《是美元的美元,就不是美元金钱的社会意义与道德意,义》.

我们一般认为,钱就是钱,每张钱都一样,可以做等额面值的互换.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有些钱“脏”,而有些钱“干净”呢？为什么我们花工资的方法,与我们花乐透奖金的方式不同呢？为什么各类组织建立起精细的薪酬管理制度,以区分工资、奖金和外快呢？为什么妻子的钱花得与丈夫的钱不一样呢？

泽利泽尔指出,过去数十年间,关于金钱的全新看法,开始挑战我们的既有成见．钱不是一样东西,而是多样东西.钱怎么挣的？谁挣的？花销是哪些？什么时候花的？为谁花的？……这些问题似乎与投入交易的钱有多少同等——有时候是更加——重要.重要的不仅是钱的数量,而且还包括钱的质量；而这种质量是多变的.但是钱的多样性该如何解释呢？行为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人们会在头脑里为其各类金钱建立起彼此隔离的精神区分,以追踪其财政状况；租金由此与娱乐开支、投资基金或慈善基金区分开来：意外之财所占据的认知空间与工资或其他常规收入所占据的认知空间不同,即使两者的数额相等——人们花起意外之财来,也更加漫不经心和匆忙急促.但是这只能解释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学的进展表明,人们会分配不同种类的金钱来标示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区隔；我们给服务生（而非配偶）小费、给孩子（而非祖父）一周的零花钱、给员工工资（而非礼物）.对于此类金钱上的区隔,人们相当在意钱的种类不当,这会让我们觉得搞笑,但更多时候会觉得震惊或被冒犯.为什么？因为此类错误违背了我们关于社会关系运作的期待. 不仅如此,在金钱的”道德”问题上,最近的社会学研究也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戢们一般认为,金钱对于道德和良心具有巨大的腐蚀作用,它使人陷入冷冰冰的算计之中、以交换价值看待一切.但是如果金钱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那么其道德、社会和情感生命就有多个面向,比如,当金钱进入家庭和其他亲密关系(-般认为它们在市场交易之外)之中时会怎样？母亲如何看待为了钱生孩子？道德和情感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慈善行为？在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中流通的金钱的社会意义又如何？

泽利泽尔认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其经济的不平等日益增长,但我们不能只把焦点集中在金钱的数量上——各类金钱的形式和意义同样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当然应该关注金钱腐蚀和败坏人性的一面,但我们也可以追问,在何种情况下金钱有助于公平和正义？因为正如社会学的研究所指出的,重要的并非金钱本身,而是塑造了金钱的机构和人们的社会关系.

（方婉月）

《权力的游戏》与女性主义

2017年7月22日的《卫报》网站上,刊载了萨拉·切其威尔的文章：《戏剧女王．为什么现如今屏幕上全是女人与权力的故事》,在文中,切其威尔对最近流行的影视作品及其女性主题进行了评论.

切其威尔指出,好莱坞的超级英雄故事,总是关于权力的叔力的源泉何在？如何控制权力？如何使得权力的使用获得正当性？……而最近的趋势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超级英雄影视剧,也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比如《神奇女侠》《侍女的故事》和《权力的游戏》.

《权力的游戏》第七季刚刚回归,继续大热,切其威尔以它为例进行了分析.

她指出,该剧中的每个女性,都可以找到其面对权力时的女性经验原型珊莎·史塔克最初是典型的女性,规规矩矩学着女红而又任人欺辱,她的妹妹艾莉亚·史塔克拒绝这种女性气质,而选择了舞刀弄剑骑士布蕾妮因缺乏女性气质备受嘲讽,她也像个男人似的活在男人所主导的世界里；巫师梅丽珊卓以宗教的名义使用着自己的性感和魅惑；“龙母”丹妮莉丝·坦格利安从交易品变为统治者；瑟茜邪恶,但是有理可循；雅拉·葛雷乔伊试图取悦患有厌女症的父亲；玛格丽-提利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随着故事的演进,这些女性都从自己的幸存经验中获得了某种力量和复仇使命.

《权力的游戏》到底是“女性主义”的还是“厌女症”的？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厌女”论者可以说,该剧主要依靠“性”来吸引人,它对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津津乐道、它拒绝赋予任何女性完全的权力.“女权”论者则可以说,对于那个时代来说,针对女性的暴力以及女性的无权,这正是真实情况.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小说作者乔治．RR．马丁是一个明确的女性主义者,而该剧的制片人却明确不是女性主义者.

切其威尔还提示说,该剧很有名的一点,就是频频“杀死”主角,而被“杀”的主角,却通常都是男性——到目前这一季为止,死掉的女性主角有三个,而死掉的男性主角却有差不多二十个.因此在该剧中,女性备受折磨,但却是幸存者,并且她们日益驱动着情节的走向.这就使得该剧充满了女性主义的能量剧中的女性,无论好坏,都不可忽视她们并非全都能获得奖赏,或者得到解放,或者被赋予权力,但她们都很重要.这些女性都是充分实现了的女性,除了政治或军事对手,她们很少谈论男性,并且几乎不谈论爱情——谈情说爱的女性．在这部剧里通常都活不长久.还有,该剧几乎不表现女同,得到最多表现的,反而是男同,因此它似乎认为,男性的主体性,而非女性的对象化,才是问题所在.

切其威尔指出,关于什么是女性主义,人们众说纷纭,但较之于提出问题,问题的答案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而以《权力的游戏》为代表的流行影视剧,正在提出与女性主义有关的问题.

（熊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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