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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两国农业生态安全比较

摘 要:本文以中国和印度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理论构建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动态评价2005—2015年中国和印度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印度,但印度农业生态环境及生产资源优于中国.②2005—2015年中国和印度的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均有一定的改善,其中中国的农业生态安全水平提高较快.③中国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安全水平高于印度,而农业生态系统安全水平低于印度.④影响中国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有农业集约化程度、农业占GDP的比重及作物灌溉程度,影响印度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有贫困程度、农业占GDP的比重、肥料使用强度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后,提出提高中国农业生态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经济—社会;生态安全;“一带一路”;印度;中国

DOI:10.13856/j.cn11-1097/s.2018.02.026

1引言

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工业迅速发展和城镇不断扩张,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遭受严重破坏,土地细碎化严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原料,农业由部分投入品残留逐渐演变成立体式污染(温铁军,2014;万宝瑞,2017),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同时,粮食安全仍然是当前的焦点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耕地弃荒、撂荒严重,农产品产量增长缓慢,农产品质量水平低等.生态环境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迫切需要提高农业生态安全水平.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生态安全是以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人类健康为最终目标,农业生态系统保持持续的生产力,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共存的一种状态和水平.农业生态安全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业生态是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科学评价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和分析障碍因子是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重点(刘应元等,2014).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理论又被称为生态系统理论,是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总称(付立华,2009),多被用于评价类指标选取问题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安全做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多针对国家自身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内涵、评判标准、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研究(Pirages & Degeest,2003),Rasul和Thapa(2004)研究了孟加拉国传统农业系统与生态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基于调研数据从环境稳定、经济活力和社会接受度3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两个农业系统进行了对比评价.研究发现生态农业在生态化、经济化和社会化方面比传统农业更稳定.Bommarco等(2013)从农产品需求角度研究了食品安全的生态系统化管理,认为需要采取生态集约化管理来提高农业生态化水平.

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李文华等,2010;杨新荣和吴忠才,2012)、制度保障(赵其国等,2014;骆世明,2015)、现状研究(温铁军,2014;龚英和陈振江,2016)、国外经验借鉴(李伟娜和张爱国,2013),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农业生态安全水平的对策建议.姜晔和耿建忠(2015)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农业生态环境合作面临的现状以及未来合作的前景,认为可以从草原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技术合作等领域开展合作.万宝瑞(2017)认为中国农业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恶化,当前已经从部分投入品残留逐渐转变成农业立体式污染,应积极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从研究区域来看,多数学者选择的研究区域集中在国内各区域,如湖北省(汪成和高红贵,2017)、西安市(宋晓媚等,2015)等,国内外对比的研究较为缺乏;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外学者多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对农业生态安全相关领域进行探索,少有学者利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更少有学者将中国与国外农业生态安全进行对比研究.

印度和中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双边地理相互邻接,农业发展水平相近,经济发展阶段相似,且两国农业生产方式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关键发展阶段,借鉴彼此的农业生态安全建设经验有助于农业和谐共赢发展.印度自独立以来,政府采取多项农业安全政策,如支持、缓冲库存、农业投入补贴和消费者补贴等,以及“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等提高水稻、畜牧业和渔业生产率的有效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其农业增长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而相比之下,中国地形复杂多样,有80%以上的土地为丘陵和山地,由于中国农业的基础性和先天弱质性,今后农业发展的长期目标依然是确保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态安全.印度当前的农业改革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对中国生态农业安全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选取多个指标构建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计算农业生态安全指数,并基于障碍度模型测算障碍因子,对比分析中国和印度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在此基础上依据印度农业生态安全建设经验,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现状提出提高中国农业生态建设能力的相应对策,以期为提高中国农业生态安全提供参考建议.

2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2.1研究区概况

不管是总额还是增加值,近10年来,作为中高收入国家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明显高于中低收入的印度.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05年印度的GDP为1.1万亿美元(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下同),2015年为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7.65%.2005年中国的GDP为3.6万亿美元,2015年为8.9万亿美元,约为印度的4倍,年均增长9.47%.2015年印度人均GDP为1 758.04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 496.62美元,是印度的3.7倍.2005年中国农业增加值为4 702.86亿美元,2015年达到7 103.60亿美元,年均增长4.21%;印度的农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2 403.37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 281.44亿美元,年均增长3.16%,中国农业增加值是印度的两倍.同时,印度的人口密度要明显高于中国.

但是,与印度相比,中国农业生态环境较差,农业生产资源相对匮乏.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和印度的森林覆盖率分别是20.56%和22.77%(图1),到2015年,其森林覆盖率分别是22.19%和23.77%,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中国森林覆盖率低于印度,但其增长率相对较高.从农业生产资源看,印度的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人口均高于中国.近10年来,印度耕地面积占比远高于中国,中国耕地面积占比约为11%,而印度耕地面积占比约为53%.从具体耕地面积看,印度为1.6亿hm2,中国为1.282亿hm2,印度大约是中国的1.25倍.印度人均耕地面积为0.12hm2,也明显高于中国的人均0.08hm2.与此同时,中国农村人口占比快速下降,从2005年的57.48%逐渐下降至2015年的50.83%,年均下降2.55%.印度农村人口占比从2005年的70.77%下降到2015年的69.05%,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土地资源优厚及水资源丰富的特点使得印度成为世界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研究其农业生态安全状况具有一定区域代表性及典型性.

2.2研究方法与指标选择

2.2.1变异系数法

变异系数法又称标准差率法,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指标取值差异越大,越能反映评价单位的差距.计算步骤:首先根据具体数据,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再根据各项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计算其变异系数,最后计算各指标在相应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j为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Wj为各项指标的权重.

2.2.2障碍度模型

为科学分析生态农业的障碍因子,找出农业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本文引进障碍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包括偏离度V、因子贡献度U、障碍度M指标(乐容潮等,2017),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j是单因素指标与生态农业目标之间的差异,Uj是单因素对总目标的权重,Mj是各单项指标的障碍程度.

2.2.3指标体系

生态—经济—社会理论系统是综合性系统,参考国内外学者指标体系构建方法,本文从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3方面选取14项指标构建农业生态安全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生态系统指标反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效益,其中,肥料施用强度是生态系统水平最直接的反映,森林覆盖率和作物灌溉程度反映了农业生产环境的安全水平.经济系统指标反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的经济效益,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社会系统指标反映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它为农业生态安全发展提供动力.其中,农业集约化程度代表了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而每10万人初中教育人口数则反映的是文化程度,即发展生态农业所提供的基础必备条件.

基于生态—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3个方面构建子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农业生态安全水平,既能科学评价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又能较好地识别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而且满足指标选取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要求.

3数据分析与讨论

3.1农业生态安全评价

计算中印两国农业生态安全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平均值,采用变异系数法(公式1)计算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表1).比较各指标权重发现,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肥料施用强度、农业集约化程度和作物灌溉程度的权重较高,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的权重相对较低.

整体来看,中印两国的农业生态安全指数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图2),同时,各国不同时期的指数变化趋势亦具有较大差别.2005—2015年,中国农业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5—2010年经历了缓慢上升的过程,2010年后,农业综合安全指数有显著提高.中国农业生态安全指数大致呈现匀速增长,2008年之前低于印度,2008年之后逐渐赶超印度.主要原因是2004年开始,1号文件开始持续聚焦“三农”问题,通过降低成本、补齐短板、精准扶贫、土地改革、农业信息化建设等方式,保障粮食安全、稳步提升农民收入.同时,中国逐渐从经济文明建设单条腿走路转变为经济文明与生态文明协同推进,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相较而言,印度的农业生态安全指数整体增长缓慢,涨幅较小.印度生态系统指数变化大致分为两个时期:2005—2010年,印度受“绿色革命”的持续消极影响,农药、化肥以及杀虫剂等的大量使用对农业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危害,农业生态安全系统有所恶化;2010年后,印度政府意识到合理施用肥料的重要性,加之世界银行对其政策的倾斜,通过对农田水利设施、乡村公路建设等农村基础性设施的贷款支持,促进了农业生态安全水平的改善.

从经济系统指数值变化过程来看,2005—2010年,中印两国涨幅相似.2010年后,中国经济系统指数值增长快速,2015年农业经济安全指数值已超过2005年数值的2倍.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恢复较快,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同时伴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引进,农产品供给能力大幅增强,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农业生态安全经济指数.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印度在2010年后的农业生态安全经济指数亦获得了一定的提升,数值高于0.4.

从社会系统指数值变化过程来看,两国均面临指数值较低的困境,但中国社会系统安全水平高于印度.中国农村社会系统指数呈现先缓慢上升后有所下降,但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比重下降是前期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农村劳动力人口下降、农业集约化和城乡收入差距限制了中国农村社会系统安全水平的提升.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似.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和女性化特征,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相较而言,限制印度社会系统指数提高的主要原因是贫困,这是一个持续困扰印度的世纪性难题,印度虽然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现代化生产要素稀缺等导致农业集约化程度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孔军,2011).

3.2障碍因子诊断

根据障碍度模型计算出各指标对中印两国农业生态安全的障碍程度,排名前5位的障碍因子及其障碍度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由于两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其主要障碍因子差别较大.2005年中国和印度农业生态均受到社会系统的约束,导致2015年中印两国障碍因子开始有较大差异.

影响中国农业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主要有农业集约化程度(社会系统)、农业占GDP的比重(经济系统)、作物灌溉程度(生态系统)、农业机械化水平(经济系统)和非农人口比重(社会系统)等,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对中国农业生态安全影响最为显著.同时根据障碍度因子排序可知,2005年,农业集约化程度以及机械化水平是最主要的障碍因子.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以及政策的逐渐完善,到2010年农业集约化程度得到大幅提高,但依然是威胁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另一较大限制性因素为作物灌溉程度.有效灌溉面积占比仍较小,特别是华北平原地区严重缺水,高效的灌溉方式成为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2015年,中国农业生态安全障碍因素主要是肥料施用强度、非农业人口比重.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以及农村土地上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大量使用甚至滥用农药、化肥,造成肥料使用率偏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5—2015年,中国每公顷耕地平均化肥消费量为504.68kg,是印度的3倍.农药及化肥的大量使用加剧了土壤板结及重金属沉积,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并破坏农业生态环境.

印度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包括贫困程度(社会系统)、农业占GDP的比重(经济系统)、作物灌溉程度(生态系统).由表2可知,2005年,贫困程度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是印度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社会系统对印度农业生态安全影响较为显著.尽管绿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印度农业发展落后的现状,但贫困程度依然不容乐观.据统计,2005年,印度的贫困率为28.3%,对农业生态安全的障碍度高达23.53,是印度农业生态安全最大的障碍因子.同时,绿色革命使得良种呈现区域化种植,导致区域发展极度不均衡.贫困程度也成为2010、2015年农业生态安全最主要的限制性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印度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肥料施用强度(生态系统)、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社会系统)等也开始成为印度农业生态安全新的制约因素.

4结论与对策建议

4.1结论

基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理论,本文从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3个方面构建农业生态安全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测算了2005—2015年中国和印度的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并采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实证估计了各子指标对其的影响程度.统计结果表明:①2005—2015年中国农业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总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其中社会经济指数在2010—2015年存在下降趋势.②农业集约化程度、农业占GDP的比重及作物灌溉程度指标对中国农业生态安全影响较大,生态系统对中国农业生态安全影响最大.③2005—2015年印度农业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系统指数及社会系统指数在2005—2010年存在短暂下降态势;贫困程度及农业占GDP的比重是影响印度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社会系统对印度农业生态安全影响较为显著.④两国比较看,中国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均优于印度,但生态系统安全水平弱于印度,主要原因是印度农业生态环境相对较好、农业生产资源丰富.

4.2建议

(1)生态系统是中国农业生态安全建设的基础.虽然农业生态安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效益,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破坏继续持续,经济和社会效益就难以健康平稳增长.自印度独立以来,为了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现状,印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包括土地改革政策、以绿色技术导向和生物技术导向的“绿色革命”、以提高良种畜牧和营养水平导向的“白色革命”、以开发海洋资源和提高水产养殖效率的“蓝色革命”,以及一系列支持政策如支持、缓冲库存、农业投入补贴和消费者补贴等政策(孔军,2011),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农业经济发展.中国的农业发展历程与印度相似,当前农业生态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部分地区仍存在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增产现象,不仅会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更会对农产品食用者的健康造成威胁.今后应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并在实施过程中实行监督管理政策,鼓励农户生产真正的绿色有机农产品.

(2)科学技术进步是实现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动力.2000—2014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虽处于持续增长中,但15年间年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仅为12%.相较而言,印度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研和推广体系.中国未来发展生态农业,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领先的科技水平和高素质的人才,因此应注意科学技术手段的使用,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快形成有利于农业科技推广运用的畅通渠道和社会网络,提高应对风险的抵抗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高效、完善的国家农业安全管理体制是农业生态安全的保障.及时的农业安全预警是采取积极有效应对措施的前提,中国应不断完善农业生态安全预警系统,建立专业的预测分析系统机构,从而可以快速应对农业发展变化态势.另外,还应完善农业安全的相关法律体系,为国内农业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辅助.此外,农业生态安全既是一项国际性的课题,也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中国应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与沿线国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合作机制,共同助力生态安全利益协调、生态安全资源共享、生态安全责任承担、生态安全争端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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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雪娇 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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